虽然不用记录，就算是在弥死之前也会记得那一张面孔，但是似乎不把这些写出来，心里永远无法释然。

当时正在洗碗，吃饭时坐我旁边的徐老师说你的电话响了，我想着是不是因为儿子生日的事他给我打电话了，想着每次没接上电话他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就快快的洗完赶过去接电话，一接听我就解释，刚在洗碗呢，以为他经过了那么多次的磨合，应该会理解会有所改变了，哪知道电话那边还是一副气呼呼的口吻：“你带个电话干求的吗？”听他那个口气我气也不打一处来，但还是强忍着怒气尽量用比较平静的口吻说：“你这样说的话，那就没话说了。”他还是那句说了N遍的台词：“那你跟谁有话说吗？我看你别人的电话是一个都没落下，你的电话是为谁准备的吗？”再听下去，又会是无休止的侮辱。我摁了电话，不想再多说一个字。刚走到食堂拐角处，看他开着091从大门口呼啸而来，扬起的土尘也是迎面卷来。我想如果自己不是站在路边，他兴许也会把我碾过去罢？我实在不明白,自己一个身高160，体重45KG，还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堂堂一个学生爱戴的人民教师，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一个无怨无悔为他生养孩子，一个跟他共过苦，在他最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的女人，竟然会让他如此痛恨？多次对我拳脚相加，被他用板凳砸过背，用啤酒瓶砸过头，而这些都是我在用双手抱着被吓得呱呱直哭的孩子而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的时候。不仅如此，他还把门锁着，不让我进家，把我的东西丢出去吼着要我从我掏的租金的房子里滚。

还记得他第一次动手，2009的5月21日，那时我带着孩子还没上班，那一天，阳阳生病了，我抱着他坐着公交车去买药，因为车上太吵了，他给我打电话我没听到，等我买好药回来下了车，见他铁青着一张脸守在小区门口瞪着一双眼质问我去哪了，说的还是那句以后听过无数遍的：“带个电话干求的”第一次见他这种嘴脸我很是不可思议，自然有点委曲气愤，大声的为自己辩解了一翻，而他抱过孩子，一脚就把我踹到了路旁的沙堆里。生平没受过这种侮辱，我顺手抄起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背上，这时候他伸出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的心里死一般的悲凉，眼里透出绝望。那一天我离开了家，一个人在五星路的天桥上站到深夜。有很多人经过，我知道直到今天，不会有一个人记得那天那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但我如今还清晰记得在那一天我穿着去年冬天回老家时妹妹给我的褐色的棉衣，我把手缩在袖子里，我把帽子戴上，在这个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温情的城市里，我只有自己给自己取暧。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那个在我的记忆中一直被父亲打骂的哭诉的最后一直都没有离开我和兄妹的母亲，曾经我亲自劝说过她：“妈妈，你去姨妈那吧，这样你会好过些。”但是妈妈说，那你们呢。妈妈最终没有走，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家里，她给了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母爱，支撑着我的苦读，使得我被保送进入了大学，我总想着我会以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回报母亲。但是在我有能力赡养的时候，我却幼稚的跟着他在母亲的泪光里义无反顾地走向火车站，来到这遥远的地方，过着这种曾以为美好幸福的生活。如果生活可以重来，我们一生当中可以避免多少的过错。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没有明天，没有昨天，只有现在。那我现在到底该何去何从？

我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个租来的房子。我实在放不下孩子，那个从一出生就由我日日夜夜照顾着的还不到一岁的疼了不会说饿了不会说不高兴不会说想妈妈了不会说而只知道哭的现在还生着病发着烧的孩子。回到家里，孩子睡着了，一摸额头烫烫的，一量体温，39度2。我急忙给吴医生打电话，她已经睡了，我把情况说了一下请她能起来给阳阳打个退烧针，她同意了。打针时她问起了白天的情况，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她见我这样，就说好好照顾孩子吧，明天再来看看，接着看着我，叹口气，也没说什么。

现在想一想，也许就是我这一次的让步，让他看死了我离不开孩子，于是以后经常如此。我有时想着这两年他下部队了过得也不容易，于是忍让着。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他是把我的善良当懦弱。但是，我能怎么做？除非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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