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新支书替换着骑一辆自行车，连夜从县城往村里返，一路东拉西扯，快到王茂公社的时候，车链子断了，还推到街上的修车铺拾掇了一下。回到家里，我妈免不了又把见Y政委的过程向新支书讲述一遍，闲话不叙。

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亲戚们陆续前来探望，说说喜庆的话，叮嘱我几句，吃顿家常饭，给我丢上五块或十块钱的“路费”。我没有亲舅舅，姨姨和妈是一母两父，如今来往的两个舅舅是姨姨的本家兄弟，亲姑姑那时已经去世，表兄弟们相隔百里平时不大来往，所以拿路费的正经亲戚不多，总共也就几十块钱吧。

跟前邻居们也到家里来坐，送几十个生饺子或者十来个鸡蛋。我妈那几天可高兴了，迎来送往十分精神。夜深人静时她给我说，她去县城找Y政委的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三层大花糕，不知怎么来了许多人把花拔了个一干二净。

花糕是我们那一带用白面蒸成的喜庆大馍，大号的花糕一个就占一层笼屉，我见妈帮别人做过：先把面拍成饼，一层比一层小点，摞在一起，周边捏出花纹，嵌入一圈圈红枣，再使用捏、切、卷，刻的手法，用其他的面做出凤龙虎花的模样，黑豆当眼睛，点上五黄六绿的颜色，最后用烂筛子上拆下的蘼条按现成的图案分层次插在面饼上，蒸出来以后很花梢很喜气。如果把花拔干净了，就是一个三层的面饼，象牛屎鼍鼍一样难看。我奇怪妈咋会做这样的梦，妈说憨娃，梦是反的，这是老天让你出去啊！

我悄悄从“路费”里取出五元钱，买了一条长条的栽绒围巾，夜深人静时翻过沟去，往院里洒把土叫开大门，送给了沟北邻居的女子，她把围巾在胸脯上捂了捂，从枕头下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紧抱着我，眼睛里全是话，却久久无语。

四号那天，我们公社的三十三个兵挤在一辆卡车上，到县里集中，路过高落湾的大坡，我知道村里有几个伙伴在旁边的工地上干活，就往车边挤，希望能看到他们，好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但只能远远看到工地上人影晃动，看不清是谁。我又特别想叫着他们的名字吆喝：再见了，伙计们，我当兵去了！看看周围都是生脸，我忍了几忍，只在心里念叨了几遍，没好意思喊出声来。

到了县城，我们被安排在大礼堂招待所里。大礼堂招待所是两层楼，娶过媳妇的住楼上小间。我们住楼下大间，一间睡八个人。我妈那些家属们也跟着搭车上来了。五号上午发了军装，给半天时间和家属们合影留念。去照相馆的路上，妈一会儿抻抻我的军装，一会儿摸摸我的棉军帽，一直笑得嘴就合不上。下午，新兵全体集合，在大礼堂前面的操场上走了几圈，家属们比新兵多，男女老少把操场围了个严严实实，叽叽咋咋，指指点点。

解散后，有人议论接兵部队打下去一个新兵。我没留意。几年之后在部队和老乡们又议论这个事，我突然想到，兵员总数是死的，会不会临时加上了我，必须减下去一个，才在操场上走那几圈呀！如果这样，那位被减下去的兄弟，不是被我给坑了么？就是说，我扑腾扑腾跳出了农门，把已经跳出来的他又给踹了下去。想是这样想，嘴上还不敢讲出来，心里纠结了许多年。直到送我娃当兵那年，我才了解到，每年征兵，除了公开分下去的指标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机动指标，留给大头大脑处理特殊情况，而且遇到很特殊的情况，接兵部队也能先接兵后补办手续。我心里这才坦然一些。

到了七号，我们坐卡车去礼元镇火车站，家属们不准再送，就挤在出县城的大路边欢送我们。有人招手，有人喊叫，有人不说话默默对望，也有人哭得泪湿衣襟。

出发时间到了，在村里当过党支部书记的DK在卡车上领头呼起了口号：向家乡人民学习！向家乡人民致敬！决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做一个人民的好战士！

呼完口号，又有人带头唱起了《我是一个兵》，六辆卡车在歌声中启动。我也跟着喊口号，也跟着唱歌，但我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妈妈。车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就要拐弯了，我看见妈妈突然扬起胳膊使劲晃动，我也向她招手，默默地念叨着，妈，你老人家放心，孩儿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其时，热血沸腾的我还不懂得：一个农村娃娃当了兵，看上去离开了农村，但与跳出农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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