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寒雲先生，擅長寫長篇章回小說，又有厚實的中華文化傳统詩詞的功底，詩詞融會貫通於現代題材，二者結合，相得益彰，寫了幾部長篇，在讀者中引起强烈反響。《尋夢》是我讀到的第四部。

我這個人有個怪癖，閑暇時對讀到的一些不管是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人寫的東西總愛評頭品足一通，偶而還凑成謬篇，公之于眾。雲先生抓住我這個弱點，叫我為《尋夢》謅一篇讀後感之類的東西，這下我為難了，我從未為別人的小說寫過序。

《尋夢》五易其稿，我都拜讀，感想良多，這裡談三個鮮明的特色。

第一，《尋夢》嚴正揭示社會真相。

某些作品，常常標榜具有“强烈”的時代精神，但往往在轟動一時、甚至披紅掛綠、捧回獎金獎狀後，却銷聲匿跡了。為什麼？因為那些都是“强烈”趕風的玩藝，反映的事物全是或基本是虛假的，風過後再看，只能嗤之以鼻。

誠然，除紀實作品外，小說，從人物到情節都是虛構的，但都不能脫離或歪曲社會現實。就以“偷渡”這類題材來說，它是那個特定年代的事實，但如何寫“偷渡”，對“偷渡”者是鞭撻還是同情，對“偷渡”的起因、目的、結果如何表述，就有真假之分了。有些作品把“偷渡”當成“敵視共產黨、敵視社會主義、叛國投敵的滔天大罪”。在他們的筆端，“偷渡”失敗者，逃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網”；“偷渡”成功者，或在境外流落街頭，不得善終，或充當“帝、修、反的特務走狗”；稍為筆下留情，頂多把他描繪成因“看穿資本主義的腐化墮落而幡然悔悟的新人”重回祖國懷抱。這類作品，除了“偷渡失敗，逃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網”符合事實外，其餘的不是歪曲，就是揑造。這樣的“時代精神”，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不可能反映時代真相。

《尋夢》則完全相反，它把“偷渡”視為一些人為獲取自身生存權利而採取的正當行為。正如作者在小說的《楔子》中說的：

“他們或出於逃避政治迫害，或出於尋求一天三餐；真正追求民主自由、追求政治抱負者，只有少數知識青年。”他們偷渡後的結果好壞，既取決于他們的機遇，更取決于他們的才能和主觀努力。小說裡的偷渡者，既不流落街頭，也不當什麼特務走狗，倒是有的人經過若干年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發達了，回家鄉搞建設、、辦實業、做善事，當政協委員、参政議政，這就完全符合事實。當然，在敵我鬥爭激烈的年代，也有人偷渡出境當特務走狗，但絕不是我們通常說的那類“偷渡”群體的主流。《尋夢》的時代真實性就在于它最客觀地向世人揭示了當年那個“偷渡”群體及其對他們實行“專政”的真相。這樣的小說，對于那些曾經因犯“偷渡”而被判刑勞改、“戴帽”管制，甚至奪去生命的人來說，應該是最有說服力的“平反昭雪”書，比起去求爺爺告奶奶乞討一張只有自己知道的平反廢紙影嚮廣泛得多。

“文革”中，劉少奇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不管對劉少奇的全部歷史如何評價，我們都不妨退一步設想一下，假如中共中央永遠不為劉少奇平反，人們就永遠認為他真是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了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一切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功過善惡，都在人民心中，終必大白於天下。從這一層意義上看，與其說中共中央給他平反是為了恢復他的名譽，倒不如說是為了恢復和彰顯中共自身的形象。這才是為包括“偷渡”在內的所有冤假錯案平反的真正意義。

不受任何預設的意識形態所左右，最客觀地反映時代，這就是《尋夢》最基本的特點，也是我所讀過雲昌詵先生幾部長篇小說的共同點。

第二，《尋夢》着力刻畫人物個性

作為小說，《尋夢》寫的故事，都是許多人耳聞目睹過的平常事。它的好處是所反映的事物具有普遍性，易引起許多人共鳴，與小說中的人物有相同遭遇的人讀後都會驚呼“作者在寫我”。棘手的是很難寫得生動。

我看過的小說，大體分兩大類：一類以離奇曲折的情節吸引人，以事取勝；一類以人物性格感染人，以情奪冠。當然，也有二者兼優者，不過，總會有所側重。這兩種類型各有千秋，前者着力于設置框架，後者功夫在精雕細琢。相比之下，後者似乎更難些，“藝術含量”更高些。《尋夢》屬後者，故事雖然平常，但人物有血、有肉，人的思想和行為，栩栩如生，躍然紙上。這是

《尋夢》的又一個特點。

施麗英是作者雕刻最細膩的主人公。略去她的外表不提，單就她的性格形成，作者就設置了層層的鋪墊。小說是這樣描述的：

最初因父親的遭遇，使她“思想早熟”，不但有“少女温柔的一面，又有少年郎般的剛陽英氣”，在學校就是田徑運動的佼佼者，從小就幫忙做家務，養成刻苦耐勞的個性和健康的身體；又因她童年“吃飯讀書全靠柳家”，因而對柳家早有“滴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之思想準備，以致她在學生時代就有“韜光養晦”的本能，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當“知青”時，才能克服重重的困難，做出一系列旁人難做到的事。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偷渡遇險，與雷一標的姻緣巧合，既無可奈何，又合情合理，令人同情。她投資創業，親力親為，堅韌不拔，拼搏不休。她頭腦精明，思想縝密，待人寬容，不計前嫌。她對犯錯誤的員工，允其自新；對過去一直冷漠對她的姨表姐，真誠掏出愛心。這許多艱難曲折的經歷，造就了她倔強的性格，最終成為一個女强人。她發達後返家鄉辦實業，審時度勢，人棄我取，把事業推向高峰。她還在家鄉做善事，辦教育，回饋社會，造福家鄉。所有這些都有精彩的描寫。

雷一標是作者刻畫得很成功的又一種典型人物。他生活中曾有過放蕩荒唐的行為，經過種種挫折，反省人生，終於循正道去追求愛情和事業。他受中華文化薰陶，當過民辦教師，始終不失道德圭臬，對元配妻子有情有義，在那荒唐的年代，妻子被迫改嫁後又離婚，他仍以女兒名義申請她來香江，讓母女團聚，給她苦難的人生以補償；他對早已分手的紅顏知己及她的丈夫，視為深交的好朋友，在事業上互助支持，後來又参與其控股公司，甘心臣服於轄下。雷一標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但不是個完人。這種冩法更符合人性的客觀眞實，和一些作品寫好人就一切都好、寫壞人就一切都壞，有很大差別。

李水蓮和郭艷梅都是由“草雞”變“鳳凰”的女性，郭艷梅在小說中又是個非常次要的人物，可是，作者都把她們寫得活靈活現，性格迥異。李水蓮是個知恩報恩的中華傳統女性，身伴個年齡大她過半的丈夫，常保温柔熱情、知足常樂；成闊太後毫無傲氣，對金蘭姐妹一片精誠。郭艷梅則是從破罐破摔而變成玩世不恭的“癲婆”和敢于搬動夫權的官太太。她丈夫“老韋”是公安部門管出入境的處長，當柳剛為施麗英申請表姐柳茵母女出境事去求助時，她竟哈哈大笑說：“柳剛呀柳剛！這麼小事一樁，老韋不批，我批！”這畫龍點睛的一句，把她那得意忘形、却又有幾分義氣的神態勾畫得入木三分，使我不禁拍案叫絕。它確實代表相當數量夫人太太的“德性”。

此外，蕭堅的富於正義感、果斷和高瞻遠矚；戴秉仁的精通世故、仁慈和大度；柳茵從孤芳自賞及清高任性改變為務實勤奮、為發展事業充分發揮智慧和才能；柳剛從忠厚單純到多謀善斷；尤金的憤世嫉俗、超然處世；鄭義的鬼馬奇才、臨危不懼、捨己救人；安瑩的兢業敬業、勇于創新；海明珠的是非分明、敢怨敢愛……個個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形象。

把人物形象寫得繪聲繪色，這就是《尋夢》能把平常事寫成感人故事的最重要的訣竅。

第三，《尋夢》敢于觸及敏感話題。

多少年來，我國內地宣傳人性是犯忌甚至是犯禁的。《尋夢》以較多篇幅、濃重的筆墨讚頌了人性，未必被所有人認可。尤其是一些關于“性”的描寫，該不該在小說裡出現，或如何掌握它的度，更是見仁見智，難有共識。一般認為應以大多數讀者的心理承受力為度。已居香港三十年的雲先生，其筆下的“度”比內地稍微大些，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兩地的自由度和承受力畢竟不同。《尋夢》雖然多處觸及此一敏感問題，但同時也鞭撻了人性醜惡的一面，歌頌主要人物心地善良、助人為樂、以和為貴的傳統美德。從這點來看，小說的主旋律在于大力宣揚人性的真善美。這不僅是《尋夢》的特點，更是它的優點。因為只有大力弘揚人性的真善美，才能使人覺得世界是美好的；才能使人看到光明；才能激發人們熱愛生活并輕鬆自如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人類服務，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相反，如果一味宣揚人與人之間沒完沒了的鬥爭，到處撒播仇恨的種子，人們整天提心吊膽地生活，還哪有心思服務社會呢？社會怎能不動蘯呢？上世紀中期頻繁發生的偷渡現象，正是這種仇恨種子必然結出的苦果。《尋夢》的貢獻就是把曾經被泯滅的人性重新呈現在人們面前，重新樹立起人們創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尋夢》在宣揚人性美方面，最與眾不同的是：面對男女愛情發生突變時，有關人都能非常理性。幾對男女在特殊的環境中出現了盤根錯節的情場遭遇，但無論是戲劇般的結合，還是無奈的分手，都未出現過那種常見的爭風吃醋、妒忌報復等風波，也未出現過一般文學作品中已成死套的那種“三角或多角戀”。他們大都是“時勢造愛情”的親歷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互間真誠相愛，坦蘯對待，“透明度”很高，包容性極大，只有朋友，沒有情敵，好合好分，最後“舊愛新歡一泯笑”，都成為事業上的親密合作者。讀後不覺讓人肅然起敬。

某哲人有句名言：“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其中最根本的關係應是人倫關係和生產關係。小說中，柳茵到香江後對施麗英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沒有對愛情的憧憬和追求，思想空虛，就會失去發展事業的精神動力”。在這裡，愛情是人倫關係的一部分，發展事業是生產關係的體現。這段話道出了二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符合生活實際。《尋夢》緊緊抓住這兩方面的關係，用一個“緣”字把它們聯結起來，編織成一部夢想成真的理想關係圖，這對于促進社會和諧、民主、自由、博愛、繁榮，無疑有着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有位作協領導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家對得起時代了嗎？《尋夢》以揭示時代真相，啓廸良知善心，展現人間美景為主旨；雲昌詵先生用小說為弱勢群體吶喊，為社會中、下層鼓呼，他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完全可以自信地說：對得起時代啦！

(本文作者為海南省詩書畫家學會副會長、退休老幹部。)

自序寒云

《特区文摘》第794期2010.07.30《沧桑回眸》选载：《文史参考》刘火雄之《“逃港”事件屡禁不止催生经济特区》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源头之一，催化经济特区的产生。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的。”“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邓小平的话，对偷渡“逃港”问题作出政治定性。

《寻梦》故事虽属虚构，但故事中的人和事大有存在，在寻梦中许多人经过艰苦奋斗都普遍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比内地亿万群众早了十多年寻获人生之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少数人，还在经济上发达了，成为大小企业家；或在政治上成为中央、省市的政协委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其实香江是我国的固个领土，一九九七年已回归祖国，在此前二三十年那特殊年代，到此弹丸之地谋生求发展之同胞，事实证明并不可厚非；那些年代对“逃港”问题所加上的种种政治标签，历史已证明是不适宜的。

《寻梦》就是叙述施丽英、萧坚、韦一标等一群热血青年创造事业、追求真爱的发奋自强过程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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