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月里，举头相望的天宇，比任何时候更蓝。此时此刻的家乡也比别处的更美丽！一泻千里的黄河之水从北边赶来在这里与渭河交汇，然后拐了个大大的弯，一路向东面奔流到海。巍巍的西岳华山也在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中威武的矗立，白云在山顶惬意地飘过。太阳照在这片孕育着华夏文明的土壤，春去冬来的四季，给这片神奇的土地装扮上了特有的色彩。村子四周的土城墙也像战士一般静静地驻守着，像是它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着遆家村人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耕作的朴实村民们，这宽厚的土城墙虽然和那宏伟壮观的西安古城里的城墙是无法比拟的，但是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遆家先辈们，呕心沥血改造自然的伟大精神和几辈人用智慧结晶建设村寨的不朽功绩。

我们家以前就住在村子西边离土城墙不远的中巷西头，因为我们遆家村每户人都姓遆，供奉的都是一个祠堂里的祖宗，关于遆姓的渊源，历史传说不一。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遆姓始祖本是出自帝王之家，因宫廷发生内乱而出逃，逃至一河边，被船工救助而得以逃脱追兵，保全了生命。为了不忘记船工的救命之恩，同时保留自己显赫的身世，就在“帝”字下面加一坐船，成了“遆”字，来作为自己的姓氏。这种在各地遆姓族人中，不知延续了多少代的传说，一直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进一步论证。

遆家村共分南、北、中三条巷子，我家就住在村子的中巷，那里的地势是东高西低，往西还有个城墙的土门，城门往下约二市尺高的地方的两间破土房子就是那时我们的家，因为地势的原因，乡亲们都习惯把我们那时的家叫“上崖子”。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农历二月十一日癸巳日酉时，爷爷就出生在被乡亲们称作“上崖子”的土房子里，这样一个普普通通极为贫苦的农民家庭，（现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孟塬镇遆家村），爷爷共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的一个，曾祖父是一个出身贫苦的老实农民，早些年家境较好的时候还上过几年的私塾算不上文化人，但也认识一些字的，所以他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给爷爷起的名字叫交运又字正轩。曾祖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里忙活着来年全家人生计和希望，曾祖母就借自己精通的纺织和手工活来挣点辛苦钱以补贴家用，同时在家里教养着爷爷他们兄妹六人，日子就这样清贫的过活着，把以后生活的希望都留给这几个孩子，每天都盼望着这几个孩子快点长大，能扛活、能挣钱、能养家……

甲子年的时候的爷爷的大哥金堆，被军阀抓了壮丁，他在北伐战争中阵亡，留下了遗腹子也就是我堂伯因江，因那时候战乱不断，家里生计相当艰难，无奈老婆被迫改嫁到马村。二哥叫金运，后来他又出外从军转战了半个中国，由四川来了一封家信，寄回合影照片一张，从此他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了，解放之后爷爷也曾四处打听他二哥的消息，和他一起参军的有人回来，听他们说在是前线战死了，也有人说是跟着蒋介石的部队去了台湾，事到如今对于他只晓得是生死不明。爷爷的几个姐姐陆续出嫁之后，他便成了这个家唯一的年轻男丁，他知道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下面还有比自己小几岁的侄子，生活的担子强迫着他变得比他同龄人更成熟更加坚强。

我的爷爷是一个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是个有着故事的人，他17岁就参加了抗战，也是因为他们部队在陕西老潼关以天险的优势对日本鬼子的抗击，才没有使日本人的战火延伸到我们的家乡和整个西北各省。爷爷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在我小时候一有空就会那个小板凳坐在爷爷的身边，缠着爷爷给我们讲他以前参军打小日本的战斗故事了，听起来特过瘾，就是现在还萌生着那种对爷爷的崇拜和敬爱。关于他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人生……

（一）回忆的童年

公元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那时我六岁，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天遭大旱，十里八乡都是颗粒未收，一直靠几亩薄地过活的庄稼人，眼看着收获的庄稼全部**在田地里了，没有人不叹息心痛的，一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付出和希望，瞬间就成了泡影。看着今年的收成，大家都暗地里抹过眼泪，大伙们都为了今年的生计担忧了起来。看着收上来不多的粮食，交了租子交了官粮就所剩无几了，剩下这么一点粮食放开吃的话，不到一个月就会家家揭不开锅的，所以每天得计划着食量，在想方设法找些别的吃食来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刚开始地里还是能找到绿绿地野菜野草充饥，慢慢地连附近能吃的树皮、树叶都成了人们充饥的食物，老弱者饿死许多，很多人背井离乡去别的地方乞讨过活。就在那一年的九月九日父亲患尿道结石病死，全家唯一的依靠倒下了，葬埋父亲后家里只有三口人了，母亲46岁，我六岁、侄子因江才四岁半，三人三辈度着艰难的日子。

在我八岁那年，由舅父买了两本《三字经》、《百家姓》，就送就我上了学。全校只有三十二名学生，而且学生的年龄是大小不一，教书的先生却只有一个。我们那时读的书都是些《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朱子家训》、《四书五经》等等。不分班次，从没有正规上过课，学生们都是各看各的书，老师先教会大一点的孩子，然后再由那些大的孩子教小的孩子认字，每天一早到校就必须大声的朗读课本，等到了上午九点以后，便要挨个到老师面前去背诵课文，背不过者不是挨打就是罚跪。那时候的我读书还算刻苦，每天学三行《三字经》，到老师抽查的时候都能够背诵，所以一直没有挨过老师的处罚。到了第二年，侄子因江也跟着我上了学，由于他比较贪玩，而且还逃学，因而他就没有再去上学了，留在家帮母亲干点零杂活。而我在学校每天除读书外，中午写一篇大字送交老师检查，写的好划圈表扬，写错的就得挨打受罚。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教书先生是汗章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国文、国语教科书，但还有学习《四书五经》，因为共有三十几名学生高低不等，只是念诵，背书从不上课，写大字小字都是用毛笔，那时我已十二岁了也能帮妈妈拾柴和做零星活。我上学读到第二年收麦时节，这时候是一年中青黄不接时月，全家人饭都吃不饱，而且我们家的房顶漏了，到了破的不能再住人的地步，那时家里的条件确实困难，还需要凑钱来整修房屋。自父亲去世后，家里便没有了劳力，整个家庭本来就没有什么收入，日子实在难过，故此我不得不停学，给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减少一点开支。

等到麦子收了，村里很多人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种植罂粟（大烟）这种植物，而且听说回收的价格相当的高，所以村子里大多数村民都想种植罂粟（大烟）这东西，其实这种东西早在前两年就有少数人在种植，每年下来的收成是非常可观的，对于我们庄稼人来说，一年的收成就可以盖几间瓦房或许还可以赚到媳妇钱，可比种庄稼强得多。所以，母亲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罂粟种子，在家里的打麦场开垦了六分半地种下这种罂粟，在数月来的精心料理下，那么一点地共收获了四十几两大烟土。这四十多两的大烟土的却算得上收成不错了，只要能卖了个好价钱，就不枉费母亲这么长时间的辛勤付出了，那时候大烟土的收购价格是0.95元一两，共卖了四十元大洋，这些钱除了修补了家里的房子，还有点剩余的钱。母亲感觉我年龄不小，该到成家的年龄了，就打发媒人给我订了一门亲事（那时候12岁就是结婚的年龄了）。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我那时刚满十四岁，母亲给我办了婚事，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我内心的情感还是懵懂的时期，对于这些事情根本不懂，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准备成家了。就在那一年又逢干旱老天爷不眷顾我们这些穷苦人，地里的庄稼不好，麦子欠收。八月份办喜酒结婚吃的都是买来的大米，每人分半碗大米饭和一个馒头，这次办喜事光买口粮就欠了一些外债，没办法才卖了三亩地才还了债。从此家里多了口人，也有了点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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