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二个理由，把这本书作为“抛砖引玉”里面的那块砖头，想把香蒲草儿“请回来”，想把灵气儿“招回来”，达到兴村富民之目的，也就是引来所谓的“玉”。有关振兴此类的言语，似乎与政治有了一丝牵连。众所周知，我这个人一生最怕的就是政治，受政治左右与影响的事情也实在刻骨铭心。“不谈政治，小心烟火。”国产黑白电影里经常看到这么两句话儿，此刻更能体现我的心境。
因此，暂且把政治搁在一边，以一位普通百姓的目光与心态，依据现存的文字资料，比如石碑；也有部分留在布上的文字，比如茔；或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比如疏；也有一些活资料，比如村里仅存的几位老人。所有这些“资料”，随着风侵雨淋，雪寒霜打，也在逐年减少。资料的贫乏与单调，要想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我手中的笔笨拙如牛，我的文才又貌不惊人，斗胆捉笔的前提，应该是我义无反顾的责任。如实记载中国一个普通村庄六百多年的风雪雨霜，以及这个村庄的衰退与兴盛；如实记录一个普通中国家族的欢呼与眼泪，笑声与痛哭；如实记叙一位普通中国人的平凡一生，以及这位中国人的悲哀与喜悦。也有部分礼仪常识，是根据村里老年人口述整理而成的，同时也参考了有关报刊书籍。引经据典之处，大可一一列于书后，并在此向诸位致谢。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人在中年，思乡心切，怀旧心亦切。因此，回村次数也就多了。看望父母的同时，也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闲余时间，很随意地走在街上，不熟悉的人或事越来越多，熟悉的反而越来越少，也能遇上娶媳妇嫁闺女这样的喜事。有些联系的，还请自己去帮忙；联系不起来的，就站在旁边看红火热闹。自然也有白事宴的事情发生。
这个时候，围观的人们就七嘴八舌起来。
不让人家舅舅坐正席，倒叫他姑父坐了，这算哪门子的礼节？
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人家姑父有钱呀！
有钱就能不讲理？
这事怨不得总管，主家要这么安排，借给他个胆，他敢要吗？
不过也难说，主家不懂，他应该懂得呀！
以上这个场景，只要村里有红白事宴，这个画面就难免要发生。村里流传着这么二句俗语：一人说话一人理，二人说话见高低。意思是说，有理不怕人多。村里还流传着这么二句俗语：礼多人不怪，油多好炒菜。把这二句话反过来说，那就是油少不好炒菜，对缺乏礼教、没有教养的人是要怪罪的。村里还流传着这么二句俗语：做事做事，多有不是。意思是指做事宴的人家，人多难免就要添乱，事多难免就会出些差错。再遇上现在的年青人，遇到迎娶婚嫁，或者是逢时过节，或者是敬神祭祖，或者是打发老人，要么自以为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么手忙脚乱，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前者视礼仪为儿戏，实在不可理喻；后者年幼无知尚能理解，可又叫人怜悯。
文明社会要不要礼仪？答案是肯定的。祖宗遗风要不要继承？答案也是肯定的。过年不写对联，买几副现成的行不行？各路神仙的牌位怎样写？春节前后有哪些说法？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怎样给列祖列宗写疏？家里有老人，打发的程序又是怎样？怎样迎娶新娘？逢时过节应注意些什么？红白事宴如何安排首次席？等等礼节问题，应该有一个实际操作性强，也比较适用的标准才行，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来自二零零四年冬天，父亲与我整理完本村张氏族谱后，村里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意思是将整理出来的张氏族谱编印成书，再在书里叙述一些祖先的事情，以激励后辈团结、自强、奋进、重德。这个提议，触发了埋藏在我灵魂深处的创作**。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头脑里好象缺乏一种灵气，静不下心是一回事情，没有一条清晰的写作思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父母养育自已多年，含辛茹苦，费尽心血，我就是割股断臂，也报答不了严父慈母的恩情。还有，是这块神奇的土地，养我长大；是这块神奇的土地，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应该为父母做些事情，以表示我还有一份孝心；应该为家乡做些事情，以表示我还没有忘本。
最后，我将多种创作形式结合起来，随想随写，分别叙述，再将张氏族谱图表附在书后，以备后辈参阅。便于排版印刷，也便于直观敬仰，改横排为竖排，依照体例，至尊而幼。需要注明的是：迁居或移居外省或外村者，及本村张氏之女，均不在此列。这并非我的本意，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多想把迁居外省外村者，及本村张氏之女，及本村所有男姓都整理成图表，排列书后，那该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情啊！然而，事情并不能如我所愿，同族祖父张三和，和同族伯父张贵元，作古多年，没有流传下家谱，亦无生者佐证，未入族谱已成遗憾。所知只是同族伯父张金元（无传）及其弟张贵元（无传）之父名叫张天麟，而张天麟的弟弟名叫张天凤（小名叫二迷糊，无传）。村民还有一说，就是他们与族兄张贵仁（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生）系一支脉。本村张氏之女未入族谱，一是受传统思想作怪，二是搜集整理起来实在困难，亦为遗憾。
由茔联想到始祖，再联想到始祖拓疆创业时的艰辛，以及始祖留传下的无形财富，应该让我辈子孙铭记于心。然后团结奋进。然后发扬光大。然后再谱新曲。然后实现始祖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田种；谷不生虫，人不得病，小有所养，老有所终。然后人勤**美、家和喜事多。然后有天皆丽日、无地不春风。然后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然后喜看春来花千树、笑饮丰年酒一杯。这样说来，此书就成为村史的另外一种形式了。
可以把第三个理由，与我的自传联系起来。人过不惑，对人生体验，对社会贡献，对家庭幸福，应该有所认识，也应该有所体会。说到自己，今年（指二零零六年）已四十有五了，用族兄张全根一句话来说，已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年龄了。回顾一生，可谓艰辛，贫困的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读书期间的悲与累，最伤心，也最难忘。参加工作后的状况，更是喜忧各半，难分辩，理还乱，不得志，仍拚搏。劳累的中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忻州城里有间房，虽说楼顶，但也宽敞。出版三本自己的专集，也算是一名作家。更让人高兴的是“非典”那年，儿子实现了我年青时的两个愿望——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上大学让人羡慕，穿军装威武神气，乃南金东箭、后生可畏啊！
自以为怀才不遇，自以为学富五车，就叫你品尝悲欢离合，就叫你体会喜怒哀乐，让你悲，让你笑，让你怒，让你哀，让你乐。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不能真实再现我的人生。因此，我把它写成笔记，如实记录我的一生，如实记录与我有联系的人与事。
第四个理由是这样的。近三四年来，我明显感到身体有所变化，首先是头发莫名其妙地往下掉，其次是晚上睡不着觉，第三是早晨醒来后头有些疼。种种不正常的迹象表明，我会联想起一个人应有的大限之期，为给子孙后辈留下一些有用的记忆，也为子孙后辈记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所以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照这样说来，这本书又与遗书无异。有人这样理解，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是我写的第五本书。确切地讲，这是我写的第四本书。第一本属于报告文学。第二本是我的诗集。第三本为散文集。第四本是我主编的纪实文学集。这本书属于哪类？至今我都含糊不清。原先我是按照著名作家张承志《心灵史》的模式写的，写到后来，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后来又想写成村史，力不从心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缺乏史迹。我以为，既然是村史，必然要实事求是。退一万步讲，图片就是一项无法弥补的空白。
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二位前辈：一位是我的远亲舅舅，他叫宋文明。他老人家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在文学书法绘画气功周易等方面，又有着非凡的业绩，人称忻州第一才子，尤其对我有着至亲至友的关爱；另一位是我的同学张宝灯，他在《五台山》杂志社工作，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对现代文学有着极其别致的鉴赏能力。他俩看了我的初稿，建议我用笔记的形式来创作，说服我的理由，正是我含糊不清的原因。
笔记可以随心所欲，村言更可以无话不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就事论事，或就人论人，并由此而生发，劣证博引，纵证古今，发隐抉微，钩沉考逸，亦无不可。与史实不符之处，胡言乱语之辞，只要是有感而发，只要是情致所生，就不会“躺在**睡不着，抱着老婆想情人”。即使有“吴氏老太太生得张飞”（无事生非）之人，想在“鸡蛋里面找骨头”，他也是枉费心机。要知道，村言与过去的野史同类，而野史与正史的区别，就在于野史并非“明媒正娶”。也就是说，野史是写给乡下人看的，属于“布衣”，也属于茶余饭后的笑料，而非“阳春白雪”之高雅人士所能欣赏。这样的文体，是比较适宜我这种“浮躁而无恒心，有心而无根基”的人，也适合此时我的年龄。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少谈些主义，多做些事情。这话好象是胡适老前辈专门说给我听的。
于是，我拿起沉重的笔。
于是，我铺开洁白的纸。
写我的祖宗，写我的祖父，写我的父母，写我的儿子，写我的亲朋好友，写村庄的形状和地理，写村民的衣着住行，写村民各个时期的处境与生活方式，写发生在村庄里的一些奇人趣事，更多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与我有某种联系的一些人。书中的某些观点，或多或少带有我在特定时期的感情色彩。议论之词，是我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的一些胡言乱语。好在人小言微，高声吼叫只能惊起枯枝上的乌鸦与麻雀。
时间跨度达六百多年，人物与人物之间又相互牵连，顾此失彼的地方，或者说孤陋寡闻的事情，或者说词不达意的时候，肯定会在所难免，肯定会挂一漏万，肯定会顾此失彼。所以，尽可能写我看见的，或者是我听说的，更多史实是别人给我讲述，我如实记录而已，并加注“据某某人记忆”等文字，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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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之——张姓溯源及始祖』
相传，当年秦始皇为了防御北地胡人～～，特派蒙恬大将军领兵三十余万，到塞外修筑长城。时值寒冬腊月，雪花飞舞。蒙恬大将军又征调大批百姓苦～，决定在如今朔州修一～城池。不知是何原因，第一天修起来的城墙，到了第二天就塌了。再修，还是如此。蒙恬将军亦毫无办法。话说有一天，塞外又飘扬起漫天大雪。第二天，就在人们划线修城墙的地方，突然飞跃出一匹神马。人们都很惊诧：这匹神马从何而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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