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祖国的长江黄河是我炎黄子孙的动脉，江流滚滚的浪涛，汹涌澎湃，浪潮一个紧接一个，像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批俞伯平的红学观，批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在这种政治浪涛中蒙冤受屈，甚至冤死黄泉。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损失，我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例。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我的眷属几乎无人具体了解，沉重的精神压力，只有我默默沉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必要叙述一下我的经历。
（一） 在群情义愤的激励下
1957年的秋天，天气十分炎热，田里的禾苗几乎枯死了。山上的狗熊也下山来伤人，人们期盼下雨，可怕的秋老虎还是不肯下雨。
某天的午后，盘溪区的信用社是理事会计从县里开完会回来，到盘溪营业所休息。本来冷寂的独人营业所一下子热闹起来。所里的凳子不够坐，他们就坐在门槛上。几把热水壶里的水被喝得精光。他们边喝水边擦着汗，发着满腹牢骚说：“壶镇有什么好，是靠迎奉拍马骗得行长的信赖，这种骄横行为，我一直看不来。”
有人说：“我跟你一样的感觉，这次投票我就投新建，不投壶镇。”
有人说：“最气人的是李行长，他在选好后压我们，要重新投票，一定要把壶镇所选上去。这种压制民主的官僚主义作风叫人把气往肚里咽啊。”
有人说：“我看出领导意图，就顺水推舟投壶镇一票吧。”
有人说：“压怎么了，我就是不投壶镇。”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显得十分气愤，似乎把满腹气愤都在此发泄。从他们的议论中听出是推选56年储蓄先进单位。当时是新建镇营业所当选，李行长不同意，在大会上批评大家要重选，一定要把壶镇选上去。这引起大家的义愤。56年的储蓄先进单位为什么要在事隔半年多的现在来评选呢？这里有领导的奥妙，壶镇的储蓄工作在众人的心目中早有不良反应。
在他们气愤地议论中突然有人说：“你们不必要再说壶镇怎么怎么的，田会计是从壶镇调来的，你们再说下去田会计要生气了。”
本来他们说东道西，我均保持沉默。他这么一说牵涉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就插嘴说：“你说得好笑，我踏哪只船就管哪只船，现在我人在盘溪，就要把盘溪的工作做好，壶镇的事与我无关。你们现在满腹牢骚，还不知壶镇的真实内情，若知道了，你们会气得不得了。”
“什么内情，田会计，你是知道的，说给我听听。”一位叫胡子逵的人说。
“不必说了，说了你们会更气的。”
“我们不气好了，田会计，你说吧。”他向孩子一样乞求着。
我把凭证赊销存款转入储蓄科目的事简单地说了一下，这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违反储蓄章程的。
“岂有此理。”他们好几个人气得跳起来，跑到我的办公桌前来说：“田会计，帮我们写材料，我们去告去。”
“算了吧，这些问题我向行长反映过，行长闻而不问，因为所里先进，行也光荣，是行领导怂恿和包庇的。”
“田会计，你帮我们写材料，由我们签名盖章好了，与你无关。”
“对，我们都回签名盖章的，与你无关。”
“现在官僚主义严重，写也无用，如果我真的写了，用不着你们签名，我自己会签，这点胆量我是有的。”我沉着脸认真的说。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你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你美国佬的飞机大炮都不怕，难道还怕这个吗？”胡子逵这么一说，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一笑，似乎把大家的气都消了，他们坐凉后各自返各乡去了。
本来抛于脑后的事被那些信用社理事会计的一些牢骚激起我的心事，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的我，怎能容忍欺上瞒下违法违纪的事。当时正趋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党整风之际，我就实事求是向《浙江金融通讯》写信了。信的内容大致是：壶镇营业所在开展储蓄竞赛中，55年获得金华地区储蓄先进单位。在56年的储蓄竞赛中要更上一层楼，已无潜力可挖，领导为了获得先进，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来骗取荣誉：
1、在工商界开展储蓄中，用变相的强迫命令，会上叫工商户认储，不认储者不准他们离开会场。
2、有奖储蓄凭证赊销，待工资发下来付钱。
3、在年底储蓄余额下降时，把染业社的存款转入储蓄科目。
壶镇所这种违反储蓄章程的做法，行领导听之任之，有怂恿包庇之嫌，金华中心支行名义上进行检查，实际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基层……
这封信是群情义愤中激起的，我署名“群音”就是群众的声音。
信寄出后，他们把信层层往下转，最后转到缙云支行。不到一月领导叫我赴县参加学习。我进行三年来，一直把我的屁股钉在木椅上，整天与算珠打交道。55年，本来叫我去省金融学校学习，因干部实行地方化，以“照顾我爱人做产”的名义，把我调了，不让我去学习。这次领导叫我去参加“学习”使我感到欣喜。
（二） 余仁湘上门来了。
我到行里报到后，回家（妻子在五云镇租房住）吃饭，我正在用餐时，储蓄所的余仁湘
上门来了。
余仁湘（化名）一进门就说：“田会计，今天辛苦了。”
“我是坐车来的，不辛苦。”
“坐这车子很吃力的，也很辛苦的。”余仁湘几句寒暄后说：“田会计，你在壶镇的时候，储蓄工作有声有色，获得金华地区先进单位，从你调离壶镇后，储蓄工作一直下滑啊。”
“壶镇的储蓄工作主要是教师队伍中潜力很大，我分管壶镇中学和壶镇区中心小学开展储蓄。那些老师对我这个志愿军战士十分尊重。我去学校开展储蓄用不着我多做宣传，他们会主动帮助我收储，我写稿表扬他们，称他们是优秀协储员，他们很开心，积极性更高了。”
“是啊，壶镇的储蓄工作搞得好，主要靠你的。”
“不，工作是靠大家搞的，我个人算什么。”
“真的，我一点也不虚夸。你写得那篇《小杨的那件新衣裳》对宣传储蓄很现实，我在街头的黑板报上出过好几次了，效果不错。”
“那是我信手写的，作为宣传资料嫌太长了。”
“田会计，壶镇的储蓄工作搞得这么好，还有人去告呢？”余仁湘把话锋一转说。
“呵呵，他怎么个告法？”
“说有奖储蓄凭证赊销啊，存款转入储蓄科目啊。”
“那是事实，他没有告错。”
“是事实？田会计，那你为什么不向领导反映呢？”
我的脾气又来了说：“我向领导反映过多次，领导听之任之，把我的意见当作放屁。”
余仁湘见我响了喉咙，忙说：“田会计，你慢吃，我走了。”
余仁湘的来或去，我抱无所谓态度，吃完饭，我也到外面去走走。当我走到十字路口时，碰见大洋区营业所会计陈某，他用手在我肩上一拍说：“你在写稿啊？”
“谁高兴写？”我说。
“你还要骗我，‘群音’是不是你？”
我感到惊讶，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俯耳对我说：“刚才我见秘书在写‘群音’的答复信。”
我恍然大悟，原来余仁湘上门来是试探‘群音’的真实，我这个直性子被他的花言巧语套去了。反正我是实事求是，随他吧。
余仁湘，浦江人，三十上下，学生出身，有一套迎奉拍马的本事，常皮笑肉不笑。他跟人面对面的谈话中，眼色老是横扫四周，使人有一种阴险的感觉。我没有识破他的阴险，故而被他套去。
（三） 到支行以后
翌日上午，在大会堂听马政委做动员报告，马政委说：“缙云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存在一
些缺点，霍政委有前怕虎后怕狼的畏惧情绪。这次省委派他来，一定要把缙云的各项工作搞上去。希望大家积极提出意见，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作戒。我们贯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我不呢能够把我的心掏出来给大家看，请大家相信我。我说话算数……”
下午各单位进行讨论。银行分内勤外勤两组讨论。我参加内勤组，讨论中大家各自发表意见，表了态，很快就结束了。外勤组在后厅讨论，大家坐在两张拼起来的球桌边，陈某是某乡农会员，刚从某乡回来。在讨论中，他大谈其在某乡的感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如何如何的苦，使农会工作也难以开展，老百姓说春耕生产时我们不想贷款，你们一定要贷给我们。到秋收时，我们无钱还贷，你们逼着我们还贷。”陈某说：“老百姓真是厚道，在怨声中还千方百计还清贷款。他们的生活确实有困难啊……”陈某讲得头头是道，故而滔滔不绝。有人有同感，有人在插话，还有人在做记录。
后来，我在营业厅边工作边学习。
李行长派两名会计去调查盘溪我的帐。我是“心中无亏心事，半夜敲门是不吃惊的。”半个月后，查帐人员回来了，因为是相互友善的，我便问：“帐目有无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帐目很清楚。”行长不信，又派三人去调查，结果也没有问题。
在那些日子里，我收到省《金融通讯》的来信，我记不清信是怎样收到的，信中说壶镇所在储蓄工作中变相强迫命令问题据查没有此事。
有奖储蓄凭证赊销问题，该所领导已作过检讨。
存款转入储蓄科目问题是该所会计所为。
这信是县支行答复的信照抄，把第三点的问题推在会计身上。当时工作很忙，脑子里也稀里糊涂，任他们变戏法。
五云镇有集市，逢集市的日子，工作格外忙。储蓄柜前站着好几个顾客，其中一个是北方口音的瘦长男子，估计是南下干部，县委里的人。他拿着一张贴满印花的有奖储蓄来退储，我很快给他办了退储手续，他领了48元钱走了。
过了一周多时间，他又来储蓄台前，李行长走进营业厅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把某日的传票拿出来。”我把某日的传票交给他，他翻开那男子的退储凭证一看得奖的副联还在说：“他中奖了。”当即撕下中奖凭证的副联，付给奖金，他们默默无言走了。
县支行有好几个女同志是县委里的部长太太，所以行长与县委关系密切。那个瘦男子一定是什么部长，他在退储时不说中了小奖，而在一周后向行长反映拿取奖金。他们以为我没付过奖金，是我贪污了他的奖金，好在我没有这种贪婪心理。当他们看到中奖凭证的副联尚在就无言可答了。这是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四） 辩论
动员报告后，没有出现“大放大鸣”。当时有三五张鸡毛蒜皮的大字报，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各大报纸都刊着反击右派的消息。浙江省委书记杨思一和省长沙文汉都成了右派。大伙的神经都绷得**的，都忙于营业。那些出身有问题或社会关系不良的人更是嘴巴紧闭，人人自危。县委批判了三个大人物，一个是壶镇区区委书记章指导员，一个是县委党校校长，还有个是贯彻干部地方化后刚提升起来的组织部副部长。这三个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在一次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会上时，章某作出典型发言，章某说：“马政委是你叫我畅所欲言的，说言者无罪，闻者作戒，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啊，现在你怎么……”马政委说：“我是说过三不主义，我叫你们放香花，你放的是毒草啊，毒草就要除掉，做肥料啊。”章说：“马政委，你是搞阴谋，设圈套让我上当啊。”马政委说：“不是阴谋是阳谋，是引蛇出动。”章某不服，成了极右分子，送到金华劳教农场去劳动改造。
一天下午，银行中厅在开辩论会，辩论农会员陈某污蔑社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陈某气得痛哭流涕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牛做长年，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救了我，翻了身的。我是跟着共产党走，拥护社会主义的，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你们把我一棍子打死，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子。”
在陈某的叙述中，当即响起“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口号。
陈某在那天的讨论中，叙述该乡农民的困苦成了污蔑社会主义的反党罪行，成了右派。
第二个会议是批判壶镇营业所的信贷员曹某，说他对社会主义不满，反对毛**。我没有参加会议，不知道具体内容。只有一点我是知道的。
那是1956年秋他在办公室写总结。办公室门口的屋柱上响着广播，影响了他的写作思路。他干脆把广播灭了，说他不要听毛**的声音，是反对毛**反对社会主义。
第三人是郑某，我也没有参加会议，不知他有什么言论，只知他工作不够认真，常嬉皮笑脸，是个当过兵的老油条，是行长心目中的“难领导”。
银行内勤人员白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于营业，要开会只有晚上。那天通知我开会，其实是对我进行辩论。辩论是既不辩又不论的，是一种批判。三五个发言的是领导“培养”好的。有人说我把盘溪的帐目搞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我反对粮食局统购统销。还有人说我骂共产党是“鬼”等等。当我要解答时，他们就呼“不许乱说乱动”的口号，我无奈强忍着。最后行长做总结式的发言，他说：“要不要待人接物态度如此生硬，要不要跟组织来碰了，组织是铁，要碰，就像鸡蛋碰石头，碰得你头破血流……”他们在批判中只字不提我告状的事，只说我跟组织碰。
55年我读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后，久久不能入睡，在似睡非睡中对鲁迅“成新鬼”的“鬼”字产生疑问，即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阴司并非有鬼，人死怎能成鬼，阳间未必无鬼，鬼并非是死人乎。”他们说我在骂共产党是鬼。在落实“有错必纠”的政策时，在行的友人告诉我说：“行里把你的材料拿出来重新讨论，一致认为你写的诗很现实，人间确实有很多鬼存在。”
粮食统购统销是党的政策，国家干部必须无条件服从。我从没有讲过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的话，他们说我到面馆里买面吃就是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不满，这是无稽之谈。
我从小不吃油腻肉类，菜是习惯性吃的很省，饭是一向会吃的。我每月28斤粮票减少到24斤，妻子每月26斤减少到22斤，女儿每月6斤，到月底时叫妻子去买碗面来吃是有的，因为国家干部到面店里去吃影响不好，买碗面到家里来吃，别人也有的事，就说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了。
查帐人员亲口对我说帐目很清楚，没问题。他们说我把帐目搞得一塌糊涂。我想不通，找行长去谈，行长满不在乎地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盘溪通过两次查帐，行长是清楚的，而他们颠倒是非黑白诬陷我，让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怎能忍。我写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明辨是非”的大字报，从楼上栏杆护手上贴到地面。意思是对一些无中生有的捏造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却要明辨是非。大字报贴出后，许多人来看，他们当着我面竖起大拇指以示同感，行领导把大字报的全文抄去了。
在我找行长的时候，行长办公室隔壁住着一个熟悉的女人，她是壶镇白鹿乡信用社会计朱某，人挺实在的，跟李行长结婚了，是壶镇营业所主任叶某做的介绍。所以我看到叶某，沈股长跟李行关系密切，常窃窃私语，显得十分得意。
过了一些日子后，李行长叫我与郑某两人谈话。没有到办公室去，是在中厅的屋柱边站着说：“你们俩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是怎样认识的。”郑某没有说，我抢先说：“李行长，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按照马克思唯物辨证法来说，一个人犯错误是有小到大的，不会昨天是一个好人，今天一下子就变成坏人的。那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今天，你们认为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那为什么行长以前不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呢，你行长以前一直是支持我，表扬我，不信，你给我的信还在，可以拿出来看吗。”
李行长一声不响地走了，我认为李行长理穷，无话可说。谁知他肚里是作的什么文章。
（五） 调离壶镇之因
壶镇营业厅在55年的储蓄竞赛中获得金华地区先进单位，成绩是存在的。这里有我在
省《金融通讯》发表了几篇通讯。56年的储蓄竞赛中，要更上一层楼就有了难度。为争取更先进，壶镇所出现一些违章做法，引起我的不满。我向行领导反映，引起所领导与行领导的种种想法。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沈股长来所总结时，我对沈股长的总结进行公开顶撞。
沈股长有一股小资产阶级是生活作风，使人看不来。他每次来所总喜欢一杯茶，一张报纸，横躺在藤椅上，脚还要搁一张凳子。所里的勤杂员常为他忙得团团转。他食堂里的饭不要吃，总叫勤杂员到面馆里叫肉丝面或蛋炒饭，自己的薪水总是不储蓄总要吃个精光，三十多岁的人还是个光身汉。这种高高在上的生活作风，我早就有一股气。
这次他来壶镇住了好几天，从不到营业厅里来跟我们聊聊。他写好壶镇所56年度总结后，晚上召开所务会议，宣读他写的总结后，叫大家提出意见。
我说：“沈股长的总结写得不错，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重要是成绩太夸大了，缺点掩盖了。我认为总结一定要实事求是。通过总结，提高认识，使今后的工作搞得更好。”
沈股长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十分傲气地说：“成绩是重要的，肯定的，是归公于党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是属于个别同志的。”
沈股长的大道理，使我无法驳斥，但又不服气。我把话锋一转说：“沈股长这次是来帮助营业所做总结，还是……”
“我是来帮助营业所做总结的。”
“帮助总结，不等于包办总结啊。沈股长来所已经好几天了，你有没有到具体经办人中了解过什么。你这个总结是闭门造车，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总结对今后工作没有什么益处。”
沈股长答不上来了，会议成了僵局弄得不欢而散。
春节一过就把我调离壶镇了，这里就是沈叶两位领导在作祟。
（六） 帮助党整风为什么变成反右
本来发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顺应民心的良好愿
望，各民主党派人员深入调查，向党进言。由于民主党派在进言中过于坦率真诚，言辞偏激而且反映阴暗面较多，使毛泽东感到头痛。
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对斯大林执政时独断的个人崇拜进行揭露批判，为他们造成的千百万冤家错案进行平反。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元首，也是毛泽东崇拜的导师，他被赫鲁晓夫谴责，使毛泽东感到不安，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赫鲁晓夫，会对他进行反击，所以要把民主党派的意见**去。这就是把帮助党整风变成反右的重要原因。
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也很模糊。政治上还比较幼稚，没有认清形势，也不懂这些道理，只是对党为穷苦大众服务的宗旨有坚强的信念，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坚定不够。我认为右派是那些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我是靠共产党翻身，跟共产党走的。无论如何是不会打成右派的。尽管少数人对我进行打击，也只是被整以下而已，所以我一直没有被打成右派这方面的考虑和担心。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紧闭嘴巴，不敢作声，惟恐打破饭碗。我不怕，我是个农民，会干各种农活，从无这种顾虑，所以不肯屈服，还要顶撞领导。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晚上，财贸部党组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银行里的四个右派，我是最后一个。我气得发抖，这时向县委说已经来不及了。夜里我睡不着觉，总是忐忑不安，思绪万千。当年在荣校学习期间看了史瑞芬著的《我在清水塘》一书，颇受感动。曾想我的文化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毕业后去当一个乡村教师，要更多农民能学到文化。结业时，王副校长一再强调要统一安排，服从组织分配，他说：“当前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各地都向省委打报告要人。金华地区要一千人，这个数字是远远不能满足的……”那时我想我不能把文化还给人民，我一定要为人民说话，给人民当喉舌。“群音”的署名是代表群众的声音啊。谁知今天会这样，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党不相信我，我只有以死来表示对党的忠诚。反过来一想曾经有这样的人自杀，可他们说他是“畏罪自杀”。我不愿意让他们下这样的结论，这样做会更委屈的。我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自己从小饱尝了没爹没娘的苦。田华还不懂事，田青很懂事。她活泼可爱，我舍不得孩子不能死，我想我只有活下去，哪怕再苦也要为孩子活下去。我想起56年春节探亲时，大叔对我说的话，他说：“阿亚，你在外工作要眼关六角，耳听八方，别遭什么意外啊！”他说：“早先国民党也叫革命的。”我还是不解其意，他没有再说下去了。大叔是老革命，早就冒着风险组织地下农会了。他已尝到“毛**万岁，豆腐渣排队”的滋味。他有经验，有预见的通知了我，我无知得单纯。我想革命革过了，还是回家当农民算了，思定以后感到轻松些，后来领导也说：“还是回诸暨去，那边生活好一些。”妻子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她是夫唱妇随。
财贸部党组负责人找我与郑某谈话，他说：“你们俩出身还好，而且立过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错误，党感到非常痛心啊。”当时认为党把我一棍子打死，现在听到“党非常痛心”的话感到党的温暖。从不掉眼泪的我掉泪了，更认定是行里领导搞的鬼，负责人继续说：“在劳动中好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早点丢掉帽子，告诉你们，最多不超过三年，今后你们仍是好干部……”
在起身返程那天，一些邻里好友，尤其是谢周宝同志，他们为我送行，淌着泪帮我搬行李，送我们上车，又淌着泪向我们挥手惜别。
（七）
我携眷在金华战友骆界友处逗留半天，到故里正是端午节，想起诗人屈原的不幸遭遇，联系自己，实在觉得伤感，面对现实我默默地悼念。
我脱离乡村已达六年了，对家乡的生产生活及农村的阶级斗争缺乏了解，满以为农村是个自在的地方。许多人对我的突然返乡感到惊讶。有怜悯的，有冷漠的，本以为农民种粮总够吃饱，谁知与我想象中的距离甚远。
到了故里，我无家可居。原先祖宗遗留下来的古老旧屋，已被信满拆掉了。家成了一片废墟，家具屋料都散失。我成了一只暮鸭无处归宿，只好住在曾祖留着公用的堂屋，一座灶台，一张床，简简单单的生活。
养妻育儿本来是男子汉的责任，我这个残兵，尽管我各种农活都会干，但体力不足，一天农活干下来就觉得很累。幸亏妻子是个勤快的人，她跟别人一样挣工分。农村从土改以后，广大妇女已从家庭烧洗缝补中解放出来参加田间劳动。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为了我们俩都能参加劳动，五岁的女儿领着两岁的弟弟，领得自己也发烧。
大跃进的风刮到农村，办起了食堂。在“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中多少劳动力去炼钢铁，去造水库。妻子在长兰水库劳动得孩子生病。在“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中一些人瞎吹牛皮放卫星，弄得劳民伤财，粮食减收。我们一日三餐只够半饱，日日夜夜没有停过。一些人饿死，一些人饿成浮肿病。食堂散掉后，粮食严重不足。只有年内的粮食却要度到来年，只能以萝卜杂草充饥。
在按劳取酬中，劳动工分简直跟抢一样。忠厚老实的村民天天苦干，工分比不出力的干部要少一大截，生产队的会计在数字上做点小动作，贪得几乎无人晓得。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年年是个倒挂户。我们在缺粮无钱的岁月里，从不向别人求借，这全靠妻子的勤快，俭朴，克服种种困难挺过来的，还有女儿田青她领弟弟，砍草积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
乡村的阶级斗争搞得火热，那些四类分子常被拉上台去批斗，以“斩田鸡教猢狲”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其实他们早已老老实实，遵纪守法了。他们被拉上台搞批斗已习以为常了，工作吊儿郎当，出勤不出力，甚至有小手小脚的是一些少数的贫民。这种斩田鸡却教不好猢狲。我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对不起村民的事，况且有自知之明，思想上劳动上都很诚实。他们对我也有所理解，所以我一直（包括文革）没尝过扫路、示众、批斗的滋味。但是在政治上是受压的，一部分人总是以歧视的眼光相待，更使我痛苦的是少数亲人对我的冷眼。沉重的精神负担我埋在心底，独自忍受，反复检点自己，总觉得自己无错。我想起我们郑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话，他说：“因国家建设需要，我们的同志马上要转入地方，走向经济建设岗位了。同志们在部队里能吃苦在先，不怕牺牲，有意见的跟首长直接提，讲鬼话，发牢骚，连长指导员都不会计较，地方与部队不同，我最担心同志们到地方以后也会以这种战士性格出现，那是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有地方的特点，你们要马上改变战士性格来适应地方，比如有些问题，大家还没有觉察，你眼明口快地像冲锋陷阵一样地抢着去提意见会碰钉子。在果子没有完全成熟时你千万别乱去吃，吃了会**你的舌头，使你张不开嘴……”郑校长早已预料到并恳切地提醒我们，我们只当耳边风，不加思考。这种痛苦的思考，使我整夜睡不好觉，弄得神经衰弱。这种痛苦我默默地忍受，连妻子也不知道。
我自尊自信，不卑不亢，也无怨无悔，目睹村里那些党员干部，他们形左实右地背着自己的良知瞎搞，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道德上，在人格品位方面均不如我这个“右派”。我在写给堂弟的信中说：“我没有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看，我凭我的良心做人，我忍耻为荣……”
我迎接着和克服着种种困难，在沉闷中以书解愁。在临睡前要看一遍书，妻子把灯熄灭说：“买盐的钱都没有，还要买书看。”我不吱声，只好听她唠叨。我把买来的书当时不看，放在书箱里，待等些日子再拿来看。妻子以为是原先的旧书，就没有唠叨了。在生活十分困难的岁月里，我去杭州或县城时总要到新华书店去呆一会，买本书来看，哪怕是仅有的一点点钱。我看过毛泽东的诗词，鲁迅诗稿，普希金的诗……最受感动的是陆游的“匣内宝剑夜有声”的爱国诗词。我人变哑巴笔生锈，在自学中自勉自慰，提高自我，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认为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没有曲折，平平淡淡，一帆风顺，这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人生道路上的艰难曲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艰难曲折和艰苦生活中磨练自己，才能认识人生的意义，才会有价值。我善思善感，没有时间和精力写，而把自己的苦恼和点滴感受用简要的形式记下来。这些诗不像诗的东西，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是我忧国忧民的心声。
精神上的痛苦和家庭的负担，使我须发早白，体力早衰——比一般人老十岁。因为我受伤时因急救包小无法包扎而流血过多。胸内还留着黄豆大的两颗炮片，它像体内的晴雨表一样常要作痛。有时整夜**，一种莫名的难受。口渴，夜里也要喝水，受过伤的右腿也常作晴雨，像“草鞋疯”一样行动不便，一次去应家滩作埂，男人都是一把锄头掘泥，女人出勤不多，都是挑土。掘的人多，挑的人少，男人以锄柄拄着腰不愿来挑。我虽也带锄头，只好去挑，但脚在作痛，行动不便，不能挑。我不愿这种劳动，只好回家休息。从六十年代起，我贫病交加，常求医服药。72年我的右腿又取出指头大的炮片。手术后，腰都伸不直了，无法参加田间劳动，家庭的负担全落在妻子和女儿的肩上，我深感惭愧。
还有写令人费解的是：63年县委工作组进驻我村时，一位姓张的同志说：“你的档案我们已看过，你没有完全戴帽。”
77年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组，一个姓汤的干部说：“你的档案我们已经看过，你是红包袱背死的。”
“什么红包袱？”
“出身好，历史好，有功劳。”他说。
我疑惑不解，我的档案是怎么回事，但一句话可以说是领导打击报复。我坚信党实事求是为民办事的宗旨。自己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受冤吃苦，总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我认为党中央毛**是不知地方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的。若毛**知道的话决不会把我打成右派的。我想迟早要给毛**写信。
有人说，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灾难。我是个无知者也罹难其中，真是天晓得。我认为像我一样的冤案，何止我一个，迟早会平反的。这不是对我或某个人的平反，而是对整个反右的历史问题。哪怕是我们死后的若干年后也会平反。因为反右树敌太多，整个运动是错误的。我把平反的事充满自信，把目光放得很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就能昭雪。邓小平给千百万人落实有错必纠的政策，使我这个残兵步上新的长征。我不减当年的锐气，握起我生锈的笔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写作，继续和一些不正之风作不懈斗争。
我回顾20年的坎坷历程，虽尝尽了种种压力和苦难，从中也受益非浅。在我艰苦的生活中，经受着一种考验，磨练了自己的意志，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社会，更认识了真真假假的一批人，提高了自我。
因当了右派，使我能返回故里，使我修复了在文革中被破坏的祖墓。我能为家乡做点公益事，重建抗日殉难军民志墓，重修田氏宗谱，编写村志等等。
遗憾的是，我的子女因我的株连失去了求学参军的机遇，影响了他们的前途。特别是长女田青受害更深。这是无法补救的右派后遗症。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残冬既是春，活着就是胜利。更喜悦的是看到了国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工业，农业都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交通卫生，文化体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城市到农村都是高楼林立，经济富裕，市场繁荣，面貌日新月异。我能在这幸福的时代分享着社会成果，安度晚年也该满足了。
（八）
1984年为落实株连家属政策，我赴缙云去索家属非农证明书，使子女农转非，安排工作。
缙云县人民银行已分成人行和农行了，我原先是搞城镇储蓄的，仍属于人行所辖。原先行里的许多人已不在了。现任行长姓窦，是原先的总务股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帮我去办理相关手续。那些当地人对我冷眼相视，原先那些异地干部却对我热情招呼：“老田，你为什么不早来，到今天才来啊？”我说：“我本不想来，这次因为……”一位梁女士请我坐，跟我聊天说：“我家吃中饭吧，老翁马上回来的。”老翁叫翁史俊，是行里验收金银的技术员，现在是他的丈夫了。
我说：“原先你的打扮，一副老相，我总以为你是比我大，人家都叫你梁大妈，现在你反而年轻了，活泼了。我现在才知道你比我小呢。”
她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在一个庆祝活动中我扮一个乡村大妈在街上扭秧歌舞，所以大家都叫我梁大妈了”
梁大妈是金陵人，她从学校毕业时，与一些南京上海籍青年分配到缙云银行工作。据说，大妈年轻时挺漂亮，有位南下的干部追求她，她不愿意嫁给他，就匆匆与同来的南京人结婚。后来她丈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公职。从此，他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带孩子，从不露面，靠梁女士的微薄工资度日。梁女士失去往日的微笑，整天除工作外不说一句话。如今她丈夫死了，同来的翁某还是个单身汉，她与翁某结为伉俪。她满面笑容地说：“现在好了，子女大了，参加工作了。”当我问起原先李行长和其他一些人时，她说：“李行长在劳动改造——拉石块”
“在哪？我想去见见他。”
“很远，有十多里路，”她说，“壶镇那个叶主任是个历史反革命，开除回家了。他那个妻舅——盘溪区营业所主任沈某因姐夫的牵连自缢了。原先的储蓄股长也调离了，那个余仁湘已调到一家布厂当会计去了。那个支书在三年困难时期打报告回家了。那个……”
她像知道欺我的那些人，所以一一叙述。
说起李行长的官欲，我记起一个人，他叫胡茂源，部队里任过连长，受伤致残后在省荣校学习。1954年与我一起分配到缙云县支行壶镇所任主任，是行政十九级干部，是培养行长的人选。当时李是副行长，二十二级。李为了坐行长这把交椅，妒忌胡，千方百计打击。春耕生产开始，农业贷款一定要贷下去，发展农业生产。胡是二等乙级伤残军人。脚行动不便，不能跑到农村去，就在镇郊的田间走，见到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就问：“生产，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要不要贷款？”这种工作方法虽然不妥，总是积极主动的表现。早有妒忌心理的李就要趁机打击，说他没有阶级立场，向富农问要不要贷款（到底有无此事也很难说，即使有也是工作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李抓住这个空子，向县委报告，弄得胡降级降薪，通报批评，调离银行。我至尽不知道他在哪里，李才坐稳了行长这把交椅，李的官欲还不能满足，文革期间又跳入县委常委，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所以去劳动改造了。这是他官欲不能满足的结果吧。
20年的变化真大啊，这个变化是我想不到的。我在梁大妈口中获悉，使我感到一些欣慰。我感激窦行长对我的同情，主动热情帮我寻找原始户籍，办好相关手续。我趁机拜访了旧友谢周宝同志，与他亲切地叙旧，因天气炎热，不能久留就返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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