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高小毕业,到那个设在大队部叫做江潮校的学校读初中。那儿设有完小和初中班,总共大概两百多学生,七、八个教师。那些教师大都是本地人,只有一个是从马山县来的,其中有两三个还是民办教师。起初我和同学们一样,每天走读,学校根本没有宿舍。我的家离学校最远,得走五六公里的山路。我每天一早就煮些玉米糊吃了,并打了一口盅,在盅口放一些青菜,然后用芭蕉叶扎紧盅口,提着就上学去了。每天中午,近处同学回家吃午饭,我就在学校里吃这点冷糊了。这种做法,我在读小学时已经沿用了六年,现在读初中继续这样做,也不见得有什么问题,习惯了嘛。所不同的是现在我要走更远的路,有时饿得走路都无力了。加上学校经常劳动。只一年时间我变得很消瘦。父亲怕我身体垮下去,便安排我在大队部他的办公室住下,并叫我带来米粉和柴火,就在大队部的火房里自己煮饭吃。当时有这样的条件,算是非常的优越了。从此,我不用每天来回走那么多的路,只是隔几天回家一次。我在那里享受了半年多光景,身体壮了些。那时的生活很简朴,每餐都是玉米糊和一些青菜,有时连猪油都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同班同学,他家跟我家一样远。他想跟我一起住宿大队部,我欣然答应,我父亲也同意了。他每隔几天和我一样回家带些柴米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是过不了多久,那个同学自愿不跟我住在一起了,也许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也许是我父亲怕影响不好跟他说了什么话,也许都不是,反正他不继续住下了。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依然非常牢固,我还经常去他家做客,在他家过夜。
在大队那里读书,我没有多少幸福感,因为那里发生过批判我父亲的事情,还隐隐发现存在争权夺利的阴影,有些人在窥视着我父亲那点职位。然而我父亲是早有提防的。我父亲也有不少支持者,所以他们才不轻易成功。
我们的教室,距大队部只有二十米,离教师宿舍也仅三十米左右,每当我父亲在办公室开收音机时,我发觉一些有权的教师有反感。我父亲有时叫老师们煮饭时加入他的一份,但父亲过后又忘记交那份伙食费。有时又交得晚了些,老师们不放心,生怕他忘记交了。所以我父亲不常跟他们合伙食,有时下队吃,有时自己煮。当我提醒父亲时,父亲不跟他们食了。老师们见我父亲有些反常,便怀疑我对父亲说了什么话。尽管如此,老师们也不会怪我的。大队部所在那个村,几十人的饮水,全靠五百米远处的一堵石崖下的一处小泉。大家轮流着等水,用水十分困难。可是到了洪水季节,那里的地下河直往上冒,几乎把村子都淹了,所以那里是旱涝两患之地。我父亲太忙,没有空去等水,所以他很少自己煮吃,自从我在那住下以后,放学了我可以去等水,所以父亲也常吃我煮的饭,不过这种机会很少,因为他常下队,不能准时回来吃饭的。
江潮校的领导者,是个马山人,他与老婆离婚了,有没有子女,谁也不敢问他。每当逢年过节,也很少见他回家去,他在这所学校,大概有五六年了,据人家说他都没有回家过。他这个人很内向,很严肃,很谨慎,说话有板有眼,句句有“纲”有“线”的,是个把握政治原则的人物。所以人们轻易不敢得罪他。他的形像威严,身材敦厚,方面阔额,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干劲,更有尊严不可侵犯的气度。人们不得不敬畏他,选他当“江潮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是学校的头。近五十岁的他,干体力活还是一把好手,他的名字叫韦秋时,任政治课教师。他决心改变那里饮水困难的落后面貌。他不辞辛劳,勘察了一个通地下河的地方,动员全校师生,挖掘通向地下河的隧道。从此,每天都有学生轮班在工地干活,学生们抬石运泥,十分辛苦。老师们急切解决用水问题,十分响应,学生们虽然知道对他们不会带来什么利益,但为了表现好,个个积极卖力,拼命苦干。如此半个月过后,工程有很大进展。
韦老师最辛苦,他出的公最多,一有空他就去工地那里,他把最危险的装炸药、开石炮的工作全包下了,别人也不敢和他争这个工。当时我的身体很弱,但我也从不偷懒,干得也挺欢的。
有一天,我父亲来到现场,见我累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心中不忍。当天,他找韦老师谈话,说这样干不行,累坏了学生,并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不能让学生天天劳动,万一出了事故他要负责任的。韦老师很反感,但他没有当面冲撞我父亲。第二天,他当着我的面,和几位老师说:“不让学生参加三大斗争的实践,不让学生在三大革命中受锻炼,要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要娇生惯养自己的孩子吗?……这种思想必须批判!”云云。我见在场的老师不敢附和什么,只是哼哈一阵作罢,他们大概因为我在旁边而有所忌讳吧。我并没有把此情透露给父亲,只怕又惹出什么风波来。学校挖河的事照旧干,丝毫没有改变计划和按排,每日挖之不止,干了近一年,果然挖通了地下河,地下河水长年不干,为当地农民包括学校老师造下了永久的福,这个公德是永远不会埋没的。我虽然没有喝过那里的水,但我着实为那里的改变,而永远肯定韦老师的功劳。
地下河挖通了,我以为从此事少了,可是韦老师又发起一个“土法上马制磷肥”的运动,他领导全校高年级学生,爬上两个山坳,到一个很远的古代炼硝洞去背那些据他说能制磷肥的像面包一样松软的石头。过了几天,他又叫我们回家打柴火,每人五十斤,同学们各自联系打柴的地方,我就是在那一次到要好的那位同学家打柴,并在他家过夜的。柴火到齐了,韦老师教我们在地坎边挖一个个小窑炉,用来烧那些石头,然后再将它们打成粉末,施在学校拥有的玉米地上。这就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制磷肥”的典型事迹了。这个事迹也许是要在学区“讲用会”上使用的。
磷肥之事完了,又来一个“三线四网”、“准备打仗”的工作,我们建设民兵排,初中生都算是民兵了,我们每天早上,背着一条木棍跑步训练。当时我住在大队部,每早要起来,跟附近同学和老师们跑步一公里。这叫做“三线四网”训练。韦老师还领导我们到山边找山洞当作“防空掩体”,最好是几个人找一个地方,不要太大,可是高小班的带队老师,他们不遵守这一条,找到一个能容纳全班人的大岩洞,那个洞洞口太大了,老师们叫学生们挖的挖、扛的扛,运很多石头来垒那个洞口。那时我和一个同学找到一个仅能容纳我们两人的**,我们修呀修、补呀补,担心洞壁有些薄,经不起哪天突来敌机的轰炸。我心中在嘀咕,敌人真的要来炸我们吗?说起来,当时真有些战争欲来的气氛。最值得我怀念的是韦秋时老师亲自开辟和种植的“战备草药圃”,他为了战备,研究各种草药,并采来活标本种植在三、四平方米的小园子里,他精心护理,草药长得很好。细心的他,将每棵草药都挂了牌,写上它们各自的名称,让人们认识。我是在那里认识了上百种草药的,我对草药的兴趣是在那里引起的。我对草药的入迷程度也许比韦老师大十倍。我天天都去那儿观察,去认识。真想在那儿搞一些回家来种,但又十分不敢那样做。我对草药入了迷,我见大队“赤脚医生”韦超达同志有一本《广西药用草本》的书,就向他求借,他只借给我看三天。在三个夜晚的时间里,我竟然在大队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抄完那本近三百页的书。这事被住在隔壁的“赤脚医生”偷看了。后来他对别人说,我真了不起,有一股毅力和一种十分好学的精神,三个晚上连夜抄完一本药书,不简单。我并不是得到他的赞扬之后,才刻苦钻研学问的,因为这是我本来一贯的精神和爱好。
在江潮初中班,我的语文成绩是最好的,每次作文都得到最高分。有两次被老师特别赞赏,他在班上将我的作文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然后详细评论各段的妙处。有一次我的作文特别好,老师朗读评论后,我的作文本就不见了,不知被那位同学把它拿了去,我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知道拿去的同学肯定是个好学的至少是个欣赏者。所以,我并不报告老师。我只好另买新的作文本。我的作文工夫,其实都是看各种课外书得到的启发,和平时注意词汇的积累和创造。在记叙那次背石头自制磷肥的活动作文中,我引用了一本安化县内部发行的叫做《安化生产标兵》的书中的许多词汇,那本书纸质非常差,有如我们现在用的卫生纸,但里面的文词确实有许多算得是精华的。
在江潮初中,我第一次学到了代数,感到有些新鲜,很用功学习,成绩很不错。当时我当过班长,后来改当学习委员。在同学中,我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多少也还夹带一些优越感。因为父亲就在那儿当大队干部。没有人敢欺负我,我也从来不欺负别人。由于我的个子比较小,又比较弱,别人不欺负我已经是很幸运了。
就这样,我在江潮校那里度过了平凡的两年初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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