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丈夫坐最早一班车赶了过来。
一夜之间，他骤然老了许多，两眼布满了血丝，往日神气突出的将军肚，骤然一下焉了下去。古人说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啊。
上午，两项检查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
寄生虫全套的血液检查，血吸虫一项显示出很强的阳性，何医生这说明有可能是血吸虫感染或被血吸虫感染过。我父母在老家的乡下有房子，儿子小时候曾到那里小住过，还在小河里游过泳，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看见除了血吸虫一项外，包括钩端螺旋体在内，所有的项目都是阴性。也就是说，那个我耿耿于怀了近二十天的钩端螺旋体的结果，实际上这一次在两天之内就出来了！如果一开始这个结果就出来，说不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张小婵为什么会借着那一场吵架的梯子抽身而退，而何医生就是来替她圆这个场的。如果那个徐教授不生病，如果我不吵那一架，张小婵一直还是儿子的管床医生，结果会是怎样？
当时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手里还拿着磁共振结果：“左侧基底节区异常强化灶（2.0cm*2.0cm），多考虑肿瘤病变（不排外脑梗塞）。”也就是说打了这么长时间的针，那个东西不断没有缩小，反而还长大了。
新来的教授姓姓王。王教授说这两个结果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的意见是马上再做一个腰椎穿刺抽取脑积液作最后的诊断。
我看见了做穿刺的医生端过来的托盘里，那支长长的针……我看见我的儿子**了后背，象一只可怜的小虾米一样，侧着身子蜷在病**……我听见我的儿子“啊——”的一声惨叫，一定是那象探头一样的针头已经穿透皮肉，刺进了他的脊椎骨，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探进……我还听见医生说针进不去了，要重来……我又听见我的儿子“啊——啊——”的哭叫声……
我背过身子站在病房的窗户前，多日来压抑的眼泪在儿子痛苦的**里，无法控制。
我哭了又哭，我不忍看，不敢想。我以为这种刺骨的疼痛对儿子的折磨而言就是极限，却不知道，这仅仅是儿子苦难的开始而已。
何医生过来安慰我：“别太担心，我昨天还去看过徐教授，问起过吴边的情况，徐教授她一直怀疑，那只是一个感染。”
医生的程序终于结束，一直坐在病床边抓着儿子小手的丈夫已是满头大汗，衣服后背**一大片，仿佛刚刚挨针的是他。
医嘱说，腰椎穿刺后，病人不能睡枕头，至少要平躺七个小时，除了手脚可以轻微挪动外，身体其它部位都不能动。
从阳光灿烂到夕阳西下到星星出来，儿子手背上打着吊针，就在**时醒时睡地躺了七个小时。我和丈夫一刻不离地，一个坐在床头，一个坐在床尾。两个人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一天都没有觉得饿。
儿子要小便了，丈夫用一只一次性塑料杯去接着，乐呵呵地望着小鸡鸡神气地翘着，仿佛从那里面出来的不是尿尿，而是什么稀世的宝贝一样。完了，看着小鸡鸡知趣地小回去，他更是望着儿子笑眯了眼。儿子不好意思地嚷嚷：“爸爸闭上眼睛，莫老是看它沙”，丈夫耍无赖地说：“现在闭上眼睛有么用咧，看都看够了。”
父子俩的对话，惹笑了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也冲淡了我的忧愁：是啊，不是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吗，老是哭什么。
最后两个小时快到的时候，丈夫必须赶最后一班车回去了，店里还有二十多个员工等着老板安排明天的事情，家里还有快要期末考试的女儿等着爸爸给作业签字。
他不舍地看着儿子，只允许我送到病房门口，他小声地坚定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让儿子看到你哭！这家伙心里有数得很，每次你一哭他就问，说妈妈是不是怕我死了。记住我的话，不要在儿子面前流眼泪，就是装，也要装出高兴的样子。”然后，他笑着对儿子挥挥手：“明天见！”
当天晚上，磁共振室给儿子做检查的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来到了病房里。那是一个说话很讲究分寸的女孩子，她问我你是吴边的妈妈吗，我说是的。她说是这样，今天我们看了吴边的片子以后，觉得很有必要过来问一下他的病史，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有这个症状的？
我极尽祥实地给她讲了有关儿子病情的一切，哪怕一个眨眼的细节都不敢漏掉。
她认真耐心地听我说完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如果从我们的片子上来看呢，脑襄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如果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呢，脑瘤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好象是去年吧，也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我们这里做检查，一开始也是按襄肿来治疗，可是没什么效果，他们就出院了。这种情况当时没引起我们的重视，等他们过几个月再来检查的时候，那东西已经长得很大了……”
现在想来，这个年轻的女医生是想善意地提醒我们，那是一个瘤子，不要再呆在神经内科了打吊针了，要赶早想别的办法。
可是，我和丈夫是多么希望那是一个襄肿啊。
正是在这种可怜的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四天后脑积液检查结果出来后，当儿子在T医院的第二任主治医生王教授说，他认为还是血吸虫感染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再次使用抗生素法洛西（另一种头孢类药物），并同时服用吡喹酮（驱虫药）试试看的时候，我们竟有些做梦一样地想，也许那真的就是一个襄肿，也许这个疗程过后儿子真的就好了。
于是，一切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当初，儿子又开始了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的吊针。
何医生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有一回甚至还生气地问我：“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为什么还要打这种针？我只是病人家属，我怎么知道？要问也得去问王教授啊。
现在想想，何医生不敢去责问教授，只好迁怒于我这个满脑子愚蠢的侥幸想法的病人家属了。他已经认为那就是个瘤子，可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医生，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在病人家属面前去否认对自己负有传帮带重任的老教授呢？所以，他常常心事重重地望着他的小病人，对我欲言又止。
我的父母亲在家里急得不行，母亲还去找了她一个很要好的老姐妹，因为那个杨阿姨有一个兄弟正是这所医院神经外科的教授，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杨阿姨有一个弟弟读书很聪明，考上了医学院，后来又到德国读博士去了，据说学成以后是专门给病人的头开刀的。这样一个人物在二三十年前闭塞的小镇可是凤毛麟角，我曾经年幼轻狂立下的长大了非要考大学的志愿，可以说无不是受了这个人物的影响。
人生真是无常，世界真是太小。我没有竭力学习我的偶像坚定地去考大学，我的儿子却寄希望于他来拯救生命。
杨阿姨写了一张便条，让丈夫去找她的弟弟：
“弟，来人是我一个老姐妹的女婿，其子在你院神经内科住院近二十天未能确诊，今天找到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弟，姐只给你一句话：请你细酌病情而直言，直言，切记。”
杨博士给了我们最清楚明白的答复。虽然对病理的判断有失偏颇，但他是T医院里，第一个果敢地对我们直言儿子病情的医生。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杨博士看了那张磁共振片子，先是问你们有几个孩子啊？丈夫说，两个，另一个是女孩，跟儿子是双胞胎。
杨博士再看看片子，说话就有了底气：“你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啊？这东西一看就是个瘤子，长的位置也太深了，几乎就在大脑正中间，做活检的风险也很大。你们别再在这里花冤枉钱了，甭管它是个什么瘤子，先用伽玛刀把它打了再说。只是，从此你们做父母的，就得背一个沉重的累赘生活。”他说，你们先把片子带到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做，如果可以做的话，我再来帮你们联系那里的主任。
话刚说完，杨博士被一个紧急电话催走了。
从医院回家后我才听母亲说，杨阿姨娘家唯一的杨姓侄儿，几年前才19岁，也患了脑瘤，症状是频繁发作的癫痫和头颈不停地摇晃，一家人痛苦不堪。在讨论动不动手术的家庭会议上，作为亲叔叔的医学博士选择了沉默，只是让侄儿定期到他那里作检查，定期服药控制症状。他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他只能做到这样。母亲说，杨博士不知给别人做了多少手术，侄儿的父亲、他的大哥跟他在老父亲的遗像前坐了一晚上，可他就是不敢答应给自己的亲侄儿开刀。
伽玛刀我听说过。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曾姐的女儿，大约是十一二岁的时候，发现了脑血管畸型，病情很凶险，医生也是说不能做开颅手术，几经周折后花了很多钱，在X医院做了当时据说是最先进的伽玛刀手术。那是一个皮肤白晰眉清目秀的女孩子，现在差不多二十岁了，疾病给她留下了腿部的残疾，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可看上去总让人惋惜不已。
我曾经无比同情曾姐，却没有想到我会比她更不幸。她的女儿从此性命无虞，我的儿子的苦难却是没有尽头。
后来我在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的关于伽玛刀的描述是这样的：
“伽玛刀”名为“刀”，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手术刀，它是一种融现代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医学影像、计算机、智能自动化控制等多门类学科于一体，以治疗人体颅脑疾病为主的大型高科技放射外科治疗设备。其基本原理是采用三维立体定位技术将颅内病灶精确定位，将201束细束钴60高剂量的离子射线——伽玛射线经多解度精确聚焦照射病灶，一次性大剂量摧毁病灶组织，达到类似外科手术切除的效果。因被毁损的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的界限锐利如刀切，故形象地称之为“伽玛刀”。
就这样，我们一边满怀希望地在T医院治儿子的脑襄肿，一边在儿子每天打完吊针后，提着磁共振片子，牵着儿子的手，在武汉市的各大医院来回奔走，希望能够听到一句“这不是瘤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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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恶性肿瘤就是癌症』
此时的t医院，好象成了我们在武汉的～据地。我们最先出去打游～的地方，是x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中心的符教授听说是杨博士让来的，表现得十分～心，他反复地看了所有的磁共振片子，不能确定到底是襄肿还是肿瘤。他说如果不是瘤子，却稀里糊涂地就那么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真是个瘤子，那么就～趁早打了，～往后～长大就～不好打，伽玛刀不是万能的，它也有适应症，其中一条就是直径大于3cm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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