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为“不听话”“得罪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担任了放射科文革副小组长，金文林是正组长。
1966年夏，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通过学习报纸和收音机广播说；北京市出了什么问题，什么黑帮啦，紧接着又提到了中央有什么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啦，走资派啦，其实大家什么都不知道。要说保卫毛**大家都纷纷表决心。我也是如此。
在放射科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选为副小组长，正组长是金文林。当时选举是唯成分论，说我们俩出身好大家推举了我们俩。金文林是医院的老同志，学过打铁，53年开始在北大医院理发室当理发员，56年在北大医院东大门做门卫工作，在那种场合工作对医院的每件事每个人的情况都可以听说过和了解许多事。57年参加放射科技术员训练班学习一年，学完后留在放射科当技术员。唯人随和做事任劳任怨，也还不是党员，恰好他愿意当组长，我连副组长也不愿意当，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我特别不愿意得罪人）我只愿意别人给我安排工作我来做。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俩都不会搞，其实，其他科也不会搞。就经常在第十教室开全院文革组长会和成立筹委会等，此时人事科有两个人积极发挥作用了，特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发表后。因为他们知道谁是“牛鬼蛇神”，谁是“地富反坏右”打击的对象肯定是这些人。他们除了向各科供给材料外，首先他们也起带头作用，他们先把人事科科长打倒了。科长的罪名是：她弟弟是右派，她曾在中山公园和她弟弟见过面被谁（？）碰上了，用物以类聚的罪名把她打倒了。保卫科长不知道为什么也被倒了。人事科的那两个人，积极的向别的科提供材料，如外科wxx很快被……也向我们（我和金）介绍了我们科的情况，谁是国民党、将军、少校、伪警察……也未处理过……我们所以听信了他们供给我们的材料，也有我们从心里痛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有关系。
1966年8月4日，外校学生来院‘造反’，各科都发言表示支持，金和我商量：“咱们也得表态，就用人事科提供的材料去发言吧”我说：“好，你去吧”金说：“我一说话就结巴，（他平时讲话是有点结巴）到时候说不出来了多糟糕，最后还是让我上去发言了，我的发言有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高兴的是那些想整人的人，不高兴地是那些将要挨整的人。事后我很后悔，感觉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我对他们提供的材料表示了有点怀疑，因为我并不了解真相，也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同学鲍霭祥和张志勇等人挨斗的事。我把我的想法和老金也说了。金说：“没关系，有事我负责！再说这是人事科提供的。他又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些事，你放心错不了！”我发言后心里很别拗，怕是冤枉了人。以后科里有些会我都很少参加了，我一着急，肝炎病犯了，改成上半天班。我们科里除了组长还有三个组员，张书盛、林景辉、刘建新。有些事他们四个人研究就做了。如斗争汪大夫事先我并不知道，不过开会前通知了我，我还是赶上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参加过对任何人的斗争会，没有批判过任何人，更没有喊过打倒本院哪位领导干部。下来以后我给老战友刘廷阁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次运动你可千万别参加。他就当了消遥派……
在这以后我就真的不“听话”了，不被利用了，不是谁让我批判谁我就批判谁，我也说出自己的想法（老金是知道的），开始我因为听话得罪了一些人，后来又因为不听他们的话得罪了他们。随后又更进一步的得罪了他们，一些人追随上海“1，18夺权”的风波也在北大医院开始了“夺取”。我没想到我们科里的夺权对象竟是我，那是1967年上海118夺权以后的第二天，北大医院也开始了夺权。Mxx（党员1959年毕业在治疗组当大夫）带着一帮人到我家里来“夺权”，我不交“权”就更进一步得罪了他们，他们是一派，她们的观点一致。我不支持夺权，反对“夺权”就和他们‘对立’了。凭什么夺我的权？我也不是走资派、我也不是“黑帮”我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就因为我有一个图章？我那个图章刻着：“北京医学院放射学教研组”我拿他十年多，一次也没有用过。其实，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对待我不服。结果成了‘对立面‘，给自己带来了终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以后的日子我就抓生产（一直在妇儿医院上班）了。因为我得罪人了，有两个人和人事科的那两个人一个鼻孔出气老想找茬整我。
（二）我和老金的关系
科里选老金和我当组长我愿意老金当正的我当副的。因为我和老金的关系很好，他对医院的情况了解的很多。我和老金关系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也许是因为有共同语言，我们都是穷孩子出身，都在旧社会学过徒受过苦，我们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容易接近、容易交往。他在东大门当门卫时，我挑完了示胶片有一段时间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我有时到他那里去聊天，那时他也没结婚，我们还有时在对门小饭馆一起吃点东西，我也和他一起到西斜街东口南边第三个门看过他爸爸，那时他妈正巧也来了，他对他妈很好，向亲妈一样，我也吃过他爸带来的包子，他爸在食堂工作。
如何知道老金愿意当组长。科里推举金和我为组长候选人，要通过选举手续来合法化。我们科里当时有49人参加，每人发两张票每票选一人，随便选，选谁都可以。选举结果：金得了51张票，我得了46张票。检修组组长郑玉璋等人，（金是检修组的）他查了为什么老金多了两张票的原因时发现，老金及其夫人的四张票都是选的老金所以得了51张票。而我没有选自己，金及其夫人没有选我，所以我得了46张票。我说这是合法的，有效的，他票多应该属正常的，选自己是合法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老金是我的好朋友，他来放射科是我提示他的，而且我还直接和佘敬安说过（佘是保卫科长，也是当兵转业的，我和他关系很好）他最了解我，他知道我在文革中不是和哪个人观点对立，而是不愿意争、斗、不愿意伤害人。我“得罪人了”他也知道，他也感觉到了，他承认不应该叫我做那个人事科传授的材料的发言。放射科里有两个人反对我，不是反对我的发言，而是因为我不愿意跟着他们干了，不听他们的话了，因为他们是党员，他们和人事科的那两个人所谓“观点一致”就千方百计的找我的茬，老金向我流露了，他没有能力和他们抗争，他那时还不是党员，他没有支持过他们。他入党以后，我和他说过，你不要为我做那个不必要的牺牲，她们想整我就让他们整吧。
举例说明：
1、想通过查账整我。那还是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在我得结核住院期间，诊断组大夫们编了一本书给进修大夫学习用。1962年由傅振勋大夫经手找厂桥公社的人刻蜡版，油印，那时候绝没有回扣、走后门等，共印一百本，五百元。书尚未印完，傅大夫调到石钢去了，此事交给我来接着做。书印完了钱怎么办？科里只有一百多元钱，我先把这一百多元钱交给人家，然后随着卖书随着给人家钱，那时候的人们好说话，我也不怕麻烦。开始那几天卖得很快，到后来还有十几本卖不动了，我也不愿意老拓着，我就把我家里的钱给垫上了。科里大夫每人送一本，钱从科里的一百多元钱里出，就是这个事。
科里的一百多元钱的来源。那时候写稿的稿费要上交，每次也就几块钱。
账上记载着：上交钱的时间、数额、文章名、杂志名、交钱人签字而且这些人还在。笔笔有记载。存折上有存钱的记载。
书的去向。书卖给了在科里进修的大夫，和进修过的大夫，和他们认识的放射科的大夫。不是放射科的大夫他们不会买这本书。你就是一块钱一本他们也不会买。笔笔有记载。
任、高二位大夫是科里最细致的人，也是个最公正的人，他们被推为查账人，账也不过只有两本，每本只用一页。寥寥几百个字，查完了，没能取得他们想要的结果。
查账人签名：经查账、书、钱无误。任全敬（签字）高玉洁（签字）
老金说：“查……查……就让他们查吧！‘人怕久挨金怕炼’你不是那个见钱眼开的人谁都知道”老金了解我，我对钱没有那么强烈的占有欲。我那时每月72元（包括营养费），老金工资28元（来放射科前），包括科里任何人和我一起到街上去吃饭，没有让别人掏过钱。我新买一辆自行车，那时有车的人很少，就像公车一样随便骑。没有吝啬过，此情全科人所共知。
2、几次利用开会妄想整我，没能得逞。第一次开会，马xx大夫说：“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揭发的没有？……”大家坐了一个晚上，没有人言语……只好散会。第二次开会，还是如此。第三次开会，马又说：“大家好好想想……”任大夫发言了：“咱们把话说明了，就明说吧，是不是李宝东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明说了吧，大家心里好明白，何必老在这里坐着，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马xx脸红了，没能得逞，过了一会，散会了。会后有人说：“任大夫胆子不小哇！可解放我们了。”从此再也不开会了。马是党员，到我家里夺权的就是他，也没能得逞。这时放射科只有三个党员，大夫组的一个党员是1963年毕业分配来科的，来科后个人出了点问题一直是沉默的，是个老实人。另一个就是那个靠嘀嘀咕咕的家庭妇女式的技术员，她在技术组，恨我咬牙切齿。后文将会提及此人。
还有一件事老金也知道。这是文革中期，革委会从各科抽人审干，老金找到了我，商量叫我去。在谈话中我听出了他并不恨这些当兵出身的老干部，他知道我因当兵出身，不恨这些老干部，而且看到我对这些战友挨整，我心里难受。所以他找到了我，我答应了他。
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负责韩豁专案组。绝大多数同志都很心平气和，只有个别人嘀嘀咕咕想整倒谁。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我给韩豁同志作了结论：经过调查研究韩豁同志历史上没有问题。有一位组长发言说：不能这样写，应该写没有“发现”问题。我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理他的说法。这个人我不佩服他，我俩曾住一室，为了他谈恋爱方便，我搬了出来。可是当女方怀了孕时他却不要了人家，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说的郑重些是道德不好。当我在大会上宣布：韩豁同志历史上没有问题时，绝大多数同志鼓了掌。不同意的人是少数，其实，老干部真的倒了，她们也不一定能爬得上去。
这些事老金我们俩都聊过，聊得很好。平时我们俩不能接近太多，那些反对我的人，并不知道我和老金的关系，所以他们对老金没有失去信任。
下面是一段后话
有一次我们俩在一起聊天，他说：“你在部队念中学、大学你自己有什么证明没有？”我说：“有哇，档案里也有。”他说：“明个拿来给我瞧瞧”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没，没有”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我把我的毕业证给了他。几天以后他还给了我，我问他：“你给别人看了吗？他说：“没有”他确实没有给人事科看，否则人事科就不会说：“我连小学都没毕业了”人事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还有材料。
我拿回去越看越有气，要它有什么用？起什么作用了吗！？留着它干吗？顺手扔在炉子眼里了。后来李松年大夫和人事科闹僵了的时候，要调查我的学历时，老金知道了。他找到了我对我说：“拿着你的毕业证到人事科去给他们看看”我说：“我把它给烧了”他说：“烧啦？你怎么烧了！没关系我这里还有复印件”原来他复印了一份，给了我。我想还是让他们调查好，就让他们调查去吧！我欢迎他们调查。这些都是后话。
老金进步很快，入了党，当了科里副主任，支部书记，院党委。老金走得太早了，而且突然，我到他家里告别时，控制不住了自己的情感……，我陪他到顺义做了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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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第七章“得罪人”的后果』
1977年十月文化大～总算结束了，四人帮总算完蛋了，群众～不用斗了，～也不用挨斗了，应该～放了。～真的能～放吗？还能像从前一样的工作吗？这次文化大～我们单位最惨的～就是保卫科长佘敬安（当然医院的一二把～也是很惨的，然而他俩各有一派保着尼，保他们的人在台～会给他们一定的安慰和鼓励）他是个打过江～的人，那么长时间如今如此那般，在院子里低着头猫着～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站着请罪，说他是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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