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奶奶看我太瘦了，又黑又瘦，奶奶拉着我的手哭，我也哭，她看我哭了她就不哭了。问我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瘦？骨瘦如柴。我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了，拉痢疾”。第二天我去高楼镇中药铺，抓了几付中药吃了，又吃了几付丸药，还是不管事。高楼镇没有西药店，正巧我们邻居有一位叫刘守恭的人（他是前文提到过的刘守军的哥哥），他在通州南十二里路远的张家湾镇做事。奶奶托他找了张家湾一家小医院，给我治病，这个医院叫“健民医院”。他说：“这家小医院正托我找一个徒弟，能不能等他给孩子治好了病，在他那里给他当学徒，好不好？”奶奶说：“只要他能给我们孩子治好病，干什么都行。”又过了几天刘守恭带着我去了张家湾“健民医院”，我带去了六百五十元钱（奶奶又给我借了点）交给了掌柜的。到了那里吃了三天药就见好，不到两个礼拜就好俐勒了。吃的药叫磺胺S、G。是一种新药。又过了两个礼拜，身体就完全恢复了。我找到了刘守恭大哥，我说：“我的病好了，我能回家吗？”刘想了一会说：“哎，!我怎么和他们说呀，奶奶答应了他治好了病给他当学徒（实际上就是干活）,要不然先呆一段时间再说吧。”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奶奶跟人家说了：“只要能给我们孩子治好了病，干什么都行”我说：“好吧，我就在这里干吧”学徒也是有规定的，学徒期当时的社会规定是三年零一节。这么长的时间我将怎么熬啊？只好等机会啦。可是奶奶为什么这样跟人家说呢？奶奶是怕我死了。
在旧社会穷人家有了大病就得等死，治不起病就等着死。我爷爷有了病很早就死了，我妈有了病也很早就死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还有两个很短暂的家庭成员得病不治就死了。一个是我大爷在外边给人家干活，六十多岁时得了病，被人家送了回来。那时我两岁多，大爷得的什么病我不知道，就知道大爷说话走道都不利落，但心里明白。他没结过婚，他挺疼我，有时拉着我的手在院里溜达溜达，不到两个月就死了。还有一个是我二爷，也是在外边给人家干活，也是六十岁时得了病，被人家送了回来。二爷也没结过婚，他在外边学过手艺，学得一手好手艺，会打手饰。他制备一些打手饰的设备，还教了一个徒弟，但是经营不好。因为农村人穷没那么多活计可做，就把那些设备送给了他的徒弟，这个徒弟叫张德全，我们住的三间东厢房就是他的徒弟的，所以我们两家处得很好，二爷得病回来不到两个礼拜就死了。还有我的二姑母二十多岁就死了，我们的亲属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奶奶是怕我死了，才那样答应人家的。奶奶既然说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让奶奶失信于人家，所以我答应人家，给人家干活吧。
（一）一个小‘医院’——“健民医院”
这家小医院算上我才四个人。一个是先生叫李健民（也叫李世芳），四十六岁。一个是他的小老婆，叫高振宏，二十五岁。还有一个徒弟叫陈贵，是通州人十四岁，他是1932年阴历8月30日出生。现在是阴历9月初。我是1932年4月出生，我比他大四个月，但他是师兄，因为他是先到的。我所干的活计是打扫卫生、挑水、做饭等。吃的和大家一样，窝窝头，随便吃点菜。我不怕苦，不怕累，对我来说也不算苦，也不算累。每天如此，总是干那些活，一天一天，就这样过，我能忍得下去。只是心里苦，“想家”，想“大家，”太想“家”了。我想我生活过一年多的那个“大家”。一天一天的就这样忍着，四个多月以后，大年三十晚上我忍不住了，我哭了。那天先生回他的家了（张家湾南十二里路“淀庄”），陈贵师兄在前屋柜上，高先生在后院她的屋里，我自己在厨房里哭，哭得我自己忘了一切，让高先生知道了，可能知道一会了。她进到厨房里来我却不知道，她拍打拍打我的肩说：“为什么哭呀？想家了吧？”我说：“是”她又问：“想谁啦？”我说：“想我奶奶啦”。听不到她说话了，过一会我发现她也哭了。我问她：“高先生您怎啦？您不能哭啊？”有一会没说话。她拉着我到屋里坐下，她说话啦。她说：“你想你奶奶，我想谁呀？我连一个奶奶也没有的想，其实我比你更苦，“我有苦也没处去说”接着，她把他的苦说了出来。我没心思听，我也不想听。她说她的，不过我也还是记住了一点。她没有亲人，心里很苦，为什么没有亲人？是都死啦？是她做了什么错事，没有勇气见亲人呢？她没说清楚，我也没问，我也不想问，因为我们不一辈人。她说她是被先生骗来的，她十八岁时，认识了先生，先生没和她说家里有老婆，也没有把年龄实话实说。跟了他以后，到了他家里，才发现他家里不但有老婆，儿子都七八岁了，闺女也六七岁了。和他的老婆孩子睡在一个炕上很是伤心，我忍受不了。后来，在这里开了一个小药房，我到了这里，心情才好了一些。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得回去，因为他家里有老爷子老太太，说这是礼节，还得跟他的老婆孩子睡在一个炕上我实在忍受不了……。我能和你说这些，是我把你当成一个**了，你就当我的**吧？以后没有人的时候你就叫我姐姐好吗？我想有一个亲人，我也应该有个亲人，能说说心里话。我没有言语，我始终没有说话。她还问我：“行吗？”我摇了摇头，说：“我和您不是一辈，您是先生。”她说：“在没有人的时候？”我摇了摇头。……没有承认，没有接受。我在想我是念私塾过来的，五本小书我念完啦，四书我背得烂熟，我得讲礼节，我不能白念书啦！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是对我好了些。有时候她买了什么东西吃，在我干活的时候，她塞给我嘴里点。有时候我在洗头时她帮我用水冲冲头上的肥皂沫，甚至帮我洗洗袜子洗洗脚……她可能是用大姐姐的身份对待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开始了吸毒，被我发现了，打吗啡注射液，还有时候扎大烟，陈贵负责给她买。有一天先生不在的时候，我到她屋里说：“高先生您别扎那个玩意了好吗？我给您唱一支歌好吗？”她很高兴的说：“好哇！”我唱：“鸦片害人败家产，犯瘾真可怜，打哈哧，泪涟涟，难把饮食餐，晴天还好受，最怕连雨天……，”她没说话，我说：“我再给您说一段数来宝吧”，“抽打烟，怎那么得，细胳膊细腿大脑壳，没钱买，卖老婆……她没说什么，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我想，做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不能勉强，不能得罪她，我就干活去了。又过几天她问我：“你认识八路军吗？”我说：“从前认识，因为我们那里是解放区，八路军很多，没有没见过八路军的人。”她说：“您能不能带我去投八路军去？”我怕她是骗我话，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我说：“这里又没有八路军，我哪里去找？没办法”我就走开了。
我一直在考虑她说她要投八路军的话，或者说这是我想离开这里的一个机会吧，我考虑不出个结果。哎！我才体会到我离开组织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虽然工作过一年多，但那是有人领导我，有人给我出主意，什么事都是有人安排好了，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现在不行啦。1没主意，没有人给我出主意，遇事不知怎么办。2有困难不会克服。这时候和我来的时候战争局势不一样了，比那时紧张多了。首先是那两条大河就过不去，一条是运河，水宽一眼望不到边，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水，一条是白河，也是那么多的水。那时没有桥靠摆渡过河，我没有钱过不了河。河西岸有敌兵把守，这叫封锁解放区，乘摆渡要检查，要花钱，我没有钱，闹起来就会被敌人抓走。偷渡，敌军见人就开枪，他们的凶狠劲和日本鬼子没什么两样。冬天是一片冰洋，可以踏冰过河，也要经过检查站，否则就开枪。经常有人被打死。我还想过要不然带着高先生走，两个人有个商量，也可以互相掩护。再一想，不行。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弄不好要犯错误，说我拐带人口，再一造谣宣传，说共产党拐带人口，那样我就罪过大了。再说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清楚，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我多么希望有个人帮我出个主意呀。我是被困在了这里了。这是1947年春，我15岁。
（二）李健民一家子
1947年夏天，麦收时节，先生叫我到他们家帮助干点活去，我很愿意去。我想：说不定我能遇到我要找的我们的人，我就得以解脱了。先生家里比较富，院子很大，房子很多，人也很多。老头子叫李玉书（外号李七爷），六十多岁我见过他，身体很好，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可能当过大乡长。还有老太太也有六十多岁家庭妇女。老头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李健民（也叫李世芳）、李世英、李世藻、李世荫，各自都结了婚，还有一个女儿比李世荫大，没念过书，也就没有名字，不好找对象，一般人家他们瞧不起，农村有钱的人家又不多，把一家子人都给愁坏了，直道二十六岁时1948年，才找了一个语文老师，总算把她给嫁出去了。除李健民外，老二老三老四都没有小孩。老头和老太太住正房东屋，大媳妇（李健民媳妇我叫她大婶）住正房西屋，我和大婶住在一个屋里。她有一个儿子叫李文宏，这年十四岁（比我小一岁）在通州路和中学念书，一个女儿十三岁，叫小兰头没念书。大婶睡在炕头，小兰头睡在炕脚头，我挨着小兰头，和大婶之间还有能睡三、四个人的距离，大婶给我一条白布单子让我夜里冷了搭在肚子上，并告诉我接手地下有盆儿，她就先睡了。因为有月亮屋里也很亮，我看看小栏头还没有睡，正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我。我说：“你怎么还不睡？”她说：“我不睏，咱俩说一会话吧，你能带我到我爸那里玩玩吗？”我说：“行，只要你爸爸同意就行。你为什么不念书呀？”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女孩子念书的”我说：“这里可没有我们那里好”他说：“啊？”她的声音很大，我想叫她小点声，别影响大婶睡觉。我刚一到她耳朵旁就闻到了她臭耳朵底子的味。我说：“小点声，你的耳朵底子为什么不上点药？”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回去以后给你带点药来，睡觉吧。”我们就这样睡了，她肚子上穿一个兜肚，我肚子上盖一条小白布单子。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背心、内裤之类的东西，睡觉时都不穿衣服。那时的男孩女孩，没有不健康的思想。没有看过向现在那些不健康的黄色的媒体宣传，也没有看过那些不健康的作品。当然也成熟的就晚，不董乱七八糟的事，都是有礼貌的人。我吃饭也和大婶一块吃。干活也和几个婶子们一块干，其实也没叫我干什么活。她们都说：你去一边玩去吧，这里也用不着你。她们家的活就靠这几个女人和一个长工干。那个长工是她们本族的叔叔，已经六十多岁了，一辈子没结过婚，给他们家当一辈子长工。我也知道那几个婶子把我当小孩子对待，我就顺坡下了。我到街上转转，找那些坐在街上没事聊天的人去说说话。聊一聊，也没聊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我们的人来这里开辟过工作。他们问我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被抓的壮丁，刚从通州跑出来，我说：这里有没有八路军？我想找他们。”一个老人赶紧制止我说：“小孩子不许瞎说，我给你拿一点吃的去，你吃点东西赶紧走吧。”我说：“我吃过东西啦，我不饿”就走了。晚上我凑到老二身边说起了话。老二，四十来岁，人们都称他二傻子，我看他也不算傻。他就是老想买一支枪，再买一身军装穿上，弄一个小队长当一当，在街上走走多威凤。我说：“那多危险呀？”他说：“怎么危险？我说：“万一走了火打伤了自己脚怎么办，或者让八路军给夺走了，再给你一抢怎么办？”他说：“咳！那儿有那么回事？怎么可能？我们这里没有八路军。”我说：“万一要来了呢？”他说：“我把它藏起来！埋起来！”他也不干活，整天吊儿郎当的，反正也不是很精明。
老三李世藻在清华大学读书，学无线电系四八年毕业，参加了208师青年远征军，当上了谍报员，开赴广州了，后来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老四李世荫194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学医院7年制，他那个班叫7，7班。1948年5月下旬他回家呆了两周，住在了张家湾，因为我们年龄差距不大，能聊聊天。他和陈贵我们俩说：五月三十号北京大学要游行，纪念“五卅惨案”，国民党可能要抓人要开枪，所以我要在这里住两个礼拜，我不能参加那个游行，有危险。他们班全班都是地下党，不知他那时是否也参加地下党，如果参加了，有这种想法那将是错误的。1954年毕业，分配到北大医院皮科当医生，支部书记，他们班二十多人，全部分配在北大医院各科当支部书记。后来他又考了研究生，同时离了婚。57年被打成右派，派往到大西北，平反后招回北京医科大学当教授。早已离休多年了。
李健民国民党三青团员，他有一颗德国马牌撸子。他和陈贵一起擦过它，被我看见了。我想得到它，但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就老是找，到处都被我翻过了，就是找不到。我如果有了这支枪，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带着它就可以越过封锁线了，因为必要时，我可以开枪打死哨兵。就是找不到。刚一解放我就向公安局做了报告，但是‘结果’我却不知道，五十年以后，我找到了陈贵问及此事，他说那时他把枪藏在一个瓷的茶叶罐里摸上凡士林埋在地下了，后来他交给了他前妻的弟弟了（他的小舅子——也是了八路军）。
李健民品德不好。被我发现的事：
第一件事，47年夏天他来了一个朋友，姓云，三十来岁，河北昌黎县人，国民党排长，带着老婆来的，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把老婆放在了这里他打内战去了。一天的中午高先生不在家，他俩出了问题被我碰上了。他告诉我不要告诉高先生。我答应了他。其实他不跟我说我也不会告诉高先生，我才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脏事呢。云某在时没见过他带过枪，他不在时我翻过他的箱子（没有锁）和他的包袱，没有找到，如果找到了也能帮我点忙。
第二件事，这一年的冬天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在天坛（还是双桥记不清了）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她和高先生他俩说话，到天黑了时才走，天很黑一个女子走夜道害怕，需要有人送，李健民要送她回家，叫我也跟着，刚一出张家湾西门，他就小声告诉我，叫我距离他们远一点，要不然他们说话不方便。我离他们大约有二十几步远以后，我听到那个女子说：“你别这样，这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三更半夜的一个女子怎能拗得过他，终于两个人的人影儿，变成了一个人的人影儿了，他们不走了我知道他在冒坏尼，他们不走我也就不走了。女子一直说别这样，别这样……停了一会没说话才又走了起来。
第三件事使我更恶心，也是这一年冬天，高先生回家戒烟去了，我们三个人睡在一个屋里，因为只有那一个屋里生火了。我睡在一个小检查**，他和陈贵俩搭了一个大铺，睡在那个铺上。过了一会陈贵说话了，说：“他睡着了”。又过了一会他俩开始说一些下流话了，很脏很脏的下流话，做起了很脏很脏的下流事。我太恶心了。又过了一会我听到他们商量还要把陈贵姐姐介绍给李健民。陈贵姐姐二十多岁，在张家湾西当小学教师。后来此事成与否我不知道了。到过年的时候李健民给陈贵拿钱买了一大堆东西，带回了家。买的东西有：粉条、猪肉、白面……（现在陈贵姐姐已离休多年于2005年病逝。）从此我也很讨厌陈贵，瞧不起他。干这种脏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一拍即和，太丢人了。不过他还是我的师兄。
我2003年才知道李健民在墙上挂着的的毕业证也是假的，是从朝阳门外买来的。他在政治上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就这样忍着，履行着奶奶对人家的承诺。我就这样盼着，盼着我们的人快点来快点解放，使我得以解脱。我深信这一天总会到来。来啦，1948年冬天我们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开来啦，把北平城牢牢的围住，围个水泄不通。经过多方努力，于1949年二月北平和平解放了。通县政府随之而来并落座于张家湾镇。
我向公安局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我谈话的领导是刘志武同志，后来他任公安局局长直至离休。还有一位和我联系的人是王兆祥，他当时是秘书（或文书）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祥了。他们接受了我，并分配了工作，分配我的任务是调查商户的情况。谁家有枪，谁是国民党、三青团，等……他们说我工作的很好，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我认识的人都是一些小徒弟，我想知道的那些事他们很少知道。他们不向我很注意人们的政治情况，因为我以前干过的工作就必须注意这些事。还有一点我也是不满意的，那就是没让我脱产，也就是没能穿上军装，没能带上枪。因为我带过枪，我想既然参加革命就应该穿军装、带枪。因此，我认为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接受我。
我一定要参军。阳历六月初一天的午后，我去河里挑水在回来的路上休息时，有六辆拉着军粮的大气轱辘马车，领头的大白马走到我水桶旁时，申着脖子要喝我水桶里的水。那个赶大车的战士用鞭子抽它，不让它喝。我和那个赶车的战士说：“你就嚷它喝吧，你看天儿这么热，牲口出了这么多汗，不喝水哪行？”，车子停了下来，那个赶车的战士问了问另一个同志，那个同志可能是他们的领导，那个同志说：“那就休息一会吧，也饮一饮牲口。”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谢谢这位同志啦！”那个战士又挑了几挑水，把十八匹牲口都饮了一遍，并且大家休息了一会。在这期间我和那个同志聊起了天。我把我的情况都和他说了，他很同情我。他说：“他给你治好了病，你给了他钱，而且你给他的钱还用不了那么多，（我算过了药钱合计180（用伪币换算过来的）多元我给了他650元）你又给他干了二年多的活，他一点钱也没给你，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教给你什么手艺，这怎能叫学徒呢？到底是谁对不起谁？所谓履行你奶奶的承诺，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这是剥削……”我说：“你说的对，可是我该怎么办呀？你能带我走吗？带我去参军行吗？”他想了一会说：“我能带你走，参军的事可不是我说了算。”我说：“好吧！”……我把水挑了回去，和高先生告了一下别。告别时这样说的：“高先生，我们家里来人啦，我去和他们说一会话去。”高说：“你叫他们来这里吧”我说：“不行，他们是军人，不能离队。”我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我结束了这两年多的煎熬生活，参军去了。
李玉书解放后入狱多年。李健民解放后两次入狱，多年。
陈贵现在是退休大夫党员，现住朝阳区黑庄户镇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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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第四章我又一次参军了』
（一）我又和亲人在一起了我们走在大道～，每个车～有一个赶车的，一个持～的～车人，～人换着班赶车，共12个人，另有一个～，他是xx军区后勤～的～，又加～我共14个人。一路～大鞭子一甩马儿跑的快，跑出一百多里路，到了河西务，天就很黑了。河西务是天津和北京～的连接重镇，这里有我们的驻军，就在大马路～就有我们的警卫和巡逻的战士，～车的助理员跑到一个巡逻战士面前和他说了些什么，就跟着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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