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具体而抽象的小监狱。社会是大监狱。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能游走在这个大监狱的各个分支之内。成长、成熟、恋爱、结婚、生老病死等等，其实就是这所监狱的全部内涵。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钟书先生曾经写过一本据说很有看头的小说《围城》。因为种种原因，原著我至今未读。但记得先生这样说过：城里面的人总想突围出去，城外面的人却想着怎样**进去。仅此，使得我对先生敬重有加。
在少年犯管教所服刑的四年时间里，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狱？尽管一纸判决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了我，我必须无条件地在那所少年监狱里老老实实地呆满即定的刑期；但每个曾经坐牢过的人可能都知道，刑期是可以更改的。什么减刑啊立功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等。这个问题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想到。可我是个惰性很重的人，尤其在我的少年时代。结果导致了我在服刑期间，直面自由生活以及高墙以外的世界，估计是嫌弃什么立功之类的太渺茫太慢了，让我千百次想到的一条捷径就是--越狱，逃跑。
为了实施自己的那么个盲目和猖狂的想法，我曾做了各种有效的准备，常常大汗淋漓地锻炼身体，并时刻都在蠢蠢欲动着。但不知是怎么了，我总是没勇气逾越一切有形的障碍，从入狱一直到刑满，越狱计划千百次诞生，也千百次流产。
我是2000年末释放回归社会的，好几年已经过去。现在我不准备选择控诉，也不想忏悔。我没那么深刻，那么有内涵。我只想平静地写完这个长篇。因为它是我少年向青年悄然过渡的一个桥段。我怀念它。前几天看见一个叫麦田99的天涯网友在一个劲地揣摩着它，我觉得很可笑。这个小说，没什么成功失败的说法，写完了，我就对得起那段生活，或者也可以叫着青春岁月。但现在它还没正式定稿，所以，我不愿意对别人说达则干什么穷则怎么干。
迫使我写这个小说的原因比较多。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也很胆怯。似乎很迷茫。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活，所有缤纷烦乱的记忆乱糟糟的像盘散沙。就连我自己也很不愿意面对那个四年。在我写这部小说之前，我从来就没有认真梳理过那个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甚至忘掉了那些年来自己曾经读过的书。
我常常怀疑那个四年，自己是不是就那么一下子飞了过来。目前社会上很多人都叫嚣着，要时光倒流，把生活重新来过一回。设若回头让我重新来过，我想我会以死相抗。
可一旦陷入回忆，我就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尽管我明白那是法律对自己实施的一种正当的惩罚，但我总觉得，那种惩罚，有种刻骨铭心的味道。它，过于残忍。它让我的整个生命，横空与这个世界脱节了整整四年。四年的空白。造就了我整个青春期的一段空白。现在，无论我怎么修补，也无济于事。
也就是说，青春的空白造就了思想的空白。现在，让它面世，无疑是模仿动物园里面孔雀向观众卖弄美丽的花*股。但除此之外，孔雀它们还能做些什么？毕竟孔雀与当年的我一样。只不过它失去了森林，而我失去了自由。
可无论我怎样逃，都无法逃出当初动笔写这篇小说的冲动。人能逃过很多东西，但不可以欺骗自己：梦想逃得过去吗？另外，一直生活在我身边的同案，也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同学，他一直逼迫着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甚至不厌其烦地对我重复讲述着往日的很多难忘的情节。最后，在很多狱友的期待与帮助下，在上海，我重新开始了写作。不敢回味当时写作的状态，那时，我几乎是白天在上海街头任由罪恶迎风绽放，夜里在租住的破民房里，则像个花工，技术低劣到只有拿笔来给心灵的黑花浇水。
我叙述的那些故事，大都发生在为你们所不知的灰色的角落里。我记得多年之前，有个叫张良的，写过类似的东西，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可惜跑了调。而且我个人觉得那电影，除了主题歌《心声》很感人之外，情节也不怎么的真实。所以不自量力的，我就写了，甚至想把自己赶到故事之外。
我明白，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这个世界说三道四，也有回忆的权利。只是许多回忆，尤其是将回忆付诸于笔，就不可能太坦白。它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这个工作本来人人都会，却需要一些病入膏肓的人来瞎忙活。
早些年社会上流行“无知者无畏”一说，对于目前文学创作的种种形态，我从来没有保持过应有的冷静。也不想假装冷静。或许现在是个国人集体慌乱和躁动的年代吧，一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存在，绝对不能代表着什么。更何况我本来就少年入狱，简单想象一下，揭发的心态当然是少不了的，但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却在尽力地避免着它的干扰。
再早些年，张贤亮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相对深刻的工作，但那是另外一个群体。主题也相对的崇高，却缺乏揭发的力度。我生于80年代初期，骨子里，却沾染上了一些70年代出生的人的苛刻。这篇小说起笔于1999年，当时我正在少管所服刑，文化底蕴、人生阅历以及思想意识等等方面的营养不良，导致了自己的被困。一写到崇高的时候，有些情绪就蠢蠢地跑了出来，想摧毁整个主题。结果不了了之。这可能就是网友南琛姐所说的警察故事的缺乏的原因之一。
直面小说里很多失去话语权利的人物，面对这个喧嚣的社会，写作真的具有那么强大的力度吗？记得王小波以前提出过建立什么精神家园的概念。死者走后留给人们一个比较荒谬却无比绚烂的梦想。可精神的家园又在哪里？在三五部被社会认可的长篇小说里？还是在一两个当红作家的前言后记中？在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吗？我想不是。那么就别急着回家，想家不是很好吗？想任何地方，存在或不存在，都不是太难的事情。
对很多人事，我情愿保持着中立和无为的状态。对阅读和写作，也愿意中立，可我又无法做到。真是个让人偏颇的时代，对于一个事事都想自圆其说的，每件事都是个难题。陷于往事的回忆（或者是编织吧），我像条小昆虫，躲过公众的眼光，秘密地爬行。人海中我有很多同类，他们跟我一样，过去，现在跟将来，一直到生命结束。然后我们的不孝子孙们，茶余饭后，自豪或自卑地对他们的子孙口述着他们祖宗的事。就这样？所以不甘，所以置身于内，瞎忙活。
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们”不会永远都是“有罪”的群落。我还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写手”，最好能独立在阳光之外，独立于我的身体之内。把先前的噩梦与罪恶全部忘掉。耻辱甩掉，猥琐丢掉......这些都是我的梦想，许多违背了自己梦想而被封为大师的作家们，让我很是敬佩，但也只是敬佩而已。他们不会成为我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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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情时代（一）』
“三年五年算个啥？十年八年走亲家。无期徒刑安了个家，脑袋～了碗大的疤！”看守所～在押人犯张阳每天大清早从大铺～醒来，走向卫生间～漱之前，都～背诵一～这个顺～溜。关于这个劳改段子的始作俑者是谁的问题，由于中国监狱史源远～长，故而无从考证。这个顺～溜听起来不仅很不严肃，而且颇具反动色彩。现在的时间是大清早，狱警们肯定在～大觉。再说号房内～的犯人，谁～是不会背这个顺～溜，谁一定是个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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