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和他的孩子们

　　文/木伯

　　计划生育是国策，这个国策是真正实行到每个村庄的。这一点我有很深的印象。大街上的标语是随处可见，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一类得太多了，还有一些很有趣。例如：你敢生仨，立马抄家，你敢超生，不得安生。觉得很生动形象。

　　按照当时的习惯，家里没有一个男孩是对不起祖宗的，而有了男孩的家庭当然也愿意多生几个，可以在村里顶门立户。因此，每个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是非常正常得事情。有七八个孩子也并不是稀奇。这种情况在计划生育最盛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好转。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少见。合法生育第八胎的也不是没有，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是支书的本家亲戚或下力气与支书搞好关系。

　　因此，对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主要是针对那些坏分子和那些在村里人缘不好的受气家庭实行的。

　　第一个太监：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村的两个人：第一个是我的本家，男人不怎么样，在村里比较臭。家里前面两个是闺女，生了第三个儿子，女人又怀孕了。为了躲避检查，女人出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躲了和尚躲不了庙，守家的男人就倒霉了。

　　一天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四五个男人，来了以后当然首先是到村支书家里，吃完饭，就一起到刘老虎家里蹲坑。等到男人回来，不由分说带上手铐，塞到车里就拉走了。那个男人就像杀人一样的嚎叫，说：“马上找老婆回来做流产，不愿意做太监。”谁又听他说话。过了10天左右，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太监”了。

　　这是我村的第一个太监，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太监”。成了“太监”以后，这个男人似乎脾气也好了很多，在人前说话也低低的声音，还真有点像太监了。不过，几个月以后，女人回家了，抱着又一个小男人。

　　露天的房子：

　　我们村几乎全部是一个姓的，其他的姓很少，这个“鲍小马”就是唯一的一家姓“鲍”的家庭。作为孤门小姓，成分又是一个富农的坏分子，成为计划生育的对象是不容置疑的了。

　　鲍家就在村子的一个水坑的边上，三间土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怀孕第三胎。

　　记得公社的领导来的时候，女人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拉到医院，医院认为太大了，做流产有危险，就没有做。

　　但是领导们有办法，哪就是罚款。据说要几千元钱吧。哪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一帮小伙伴跟着公社来的干部就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坏分子的家。

　　院子里有一棵可以做梁的槐树正好在窗户的外边，屋子里很黑。地上臊气哄哄的。炕上有两床被子，大肚子的女人和两个孩子就在被子里坐着，男人就在地上陪着干部低头站着。

　　干部向他们宣布了上级的处罚决定，要他们一个月之内准备好罚款，否则就要拆房。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那帮干部又来了，这次还带了一个卡车，和五六个其他村子里村民。

　　他们很麻利的将鲍家猪圈里的一头一百多斤的猪逮住，扔到车上；几个村民很利索的将他院子里的槐树伐倒，砍去树枝，将树身抬到车上；另外几个爬到房顶上，一会的功夫一间房子的房顶就开了天窗，五六根檩和配套的椽子就装到了车上；一阵狼烟飞驰而去。临走的时候，一个小子把做饭的风箱也搬到车上，还拿起一块转头一下就把铁锅砸了一个大洞。

　　我们就一直站在旁边看，还拣了几个树杈做武器斗了起来。自始至终，鲍家的人没有一个哭闹，男人就站在地上眼睁睁看着，孩子女人们就在炕上的被窝里坐着，没有任何表情。

　　在晚上的时候，母亲给了我几个窝头和山药，让我送到鲍家。就在鲍家的时候，碰上了我们班的两个伙伴，在干和我一样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约好不能告诉老师。

　　后来，鲍家就彻底的从我们的印象里消失了，究竟到那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因为后来我们一帮伙伴经常到这个破落的屋里和院里玩耍。

　　没有了槐树的屋子显得明亮多了，而且这个屋里的西头一侧因为房顶拆了，雨水侵蚀，也看得见天光。只是房檐下的麻雀依然欢快得叫着，现在没有了大人，我们几个很容易就逮到了麻雀，还抓了几个粉红的麻雀雏儿，一块烧了吃。

　　不管是漏雨，还是没有了麻雀，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趣。这里因为没有人，后来就成了我们伙伴聚会的好地方。

　　也算个公务员：

　　首先声明：下面将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母亲讲的发生在她自己村子里的事情。自己虽然经常到姥姥家里，毕竟是两个村子，对于里面的人的名字我是记不得的。至于事件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姥姥的村里当然也不例外。负责计划生育的公社干部中有女干部，是专门负责承包某个村子的计划生育任务的，每年做流产的人数与她们的收入是直接关联的。她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叫做“四术员”，是否是这几个字，我不清楚，因为老家的口音很重，反正是这么发音。

　　为了获得好的收成，往往有“线人”很辛苦的在村里蹲坑，以便及时逮住大肚子的女人，一起拉到公社医院做流产手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一天，天还没有亮，来了几个干部干他们的本职业务。这一次收获不小，居然逮到了五个。全部押解到一个拖拉机上。蹲坑的线人和逮人的男人可能为了庆祝胜利，刚出村子就喝酒去了，车上除了男司机只有一个女“四术员”。

　　从这个村子到公社医院有七八里的路程，道路的状况很差，拖拉机颠簸的厉害。怎么那么巧，可能因为原来生育多次，生产就越来越容易了吧。一个大肚子的妇女居然在路上很顺利的生产了，婴儿的哭声很响亮，还是一个男孩。

　　同车的妇女们帮助料理了一下，将这个婴儿用自己的破衣服先包起来。看着这一切，四术员实在忍无可忍，伸手夺过孩子掐死了。……

　　以后车上的情况就不说了。要说的是，等到晚上回到家里，四术员吃完晚饭出来喂猪的时候，碰上了那个刚刚生了儿子又死了儿子的父亲，这个倒霉的父亲很沉静的对四术员说：“婶子，我把你儿子扔到村西头的水井里了，你是先告我还是我先告你？”

　　当然谁也没有先告谁，还是先救人。一帮人首先到水井里救人，等到从水井里把这个6岁的男孩捞上来，早已经死了。

　　最后，两家居然谁都没有告谁！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两个男孩死了。

　　几乎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只有孤儿寡母的家庭，儿子早晨先毒死亲母，然后举斧连砍六个村干部和家属，最后自己吃耗子药自杀了。

　　这两个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使这个村子一直再没有四术员，甚至没有支书和村干部。就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这个村子争取了多年的平静，诞生了又一批“不该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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