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漫漫的日子里，他们的交谈如那潺潺的溪水，清澈见底。久而久之，彼此的了解，就如那泛蓝的潭水，深不测底。

年青的萧福贵，是个热血青年。为了抗日，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因为是个学生，一进队伍，就被选中，进了军统的训练班。出来后，就在军队从事情报工作。那段日子，他在赴缅的中国远征军里，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后来，抗战胜利了。他想退伍，回去读书，或者去教书。可是，他没想到进了军统就等于签了卖身契。生是军统人，死是军统鬼，出去，谈何容易？他闹过情绪，怠过工，可都是徒劳的。

国共内战时，他在苏南。那时，他就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简直太荒谬了。可是，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乃是天职，没奈何，只得服从。有次，部队截住了偷运到解放区的药品，中共地下党的人找着了他。他想那是救人的呀，也就私下里放了行。这以后，又有了三次，都是他当班的时候。后来，上面发觉了，把他抓了起来。因为证据不足，而他又咬紧牙不松口，这才保住了命，被贬到了监狱。

那会儿，国共实力发生了变化，明眼人都看得出新形势。他对共产党没啥认识，感情上也难接受共产主义学说，但监狱中那些共产党人的坚强，倒让他敬佩不已。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从不为非作歹，还偷偷地为狱中人传递了几封信。

后来，解放了。鉴于他没啥罪恶，也做了些有益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好事，就没追究他，放他回家了。

建国知道他说的全是实话，因为在这生命随时可能终结的时候，已没有说假话的必要了。而通过对他的了解，自己似乎长大了许多。当然，他也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萧福贵。没有了秘密，自然光明磊落了。两人也就常常就这些事，海阔天空地议论开来。

在这交谈中，萧福贵是占了优势的，他的经历，他的修养，他的思想。。。。。。都占了上风，建国只有虚心求教的命。随着这交谈的深入，他才感到脑子是用来思考的，而不仅仅是记忆的：而思考的结果，就是那许多固有的观念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或者是换了个全新的角重新认识了。在建国的眼里，他就是个老师，源源不断地将知识传递给了自己……

……

“老萧，我就不明白，明明监狱中的那个人还在，你为什么只写他的名，不列他为证明人，证明你为地下党送过信呢？”建国替他抄着“认罪材料”，不解地问。

萧福贵淡淡一笑，说：“这材料上有他的名，看材料的人自然会找他调查的。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列他为证明人，凶吉难测呀！他境况不好，就没法证明我：他境况好，我或许连累他。如今，人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要他证明，他就证明了吗？若他真的要替我证明，我不提出，他也会替的。在这材料上，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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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指着材料，着急地说：“这人明明是叛徒，你怎么只写枪决了他，不写明你为什么枪决他呢？”

萧福贵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是的。那时狱中组织越狱，挖地道的工具，还是我偷偷给他们的。这人怕死了，就告密。我把情况告诉了狱中组织的负责人，也借机枪决了他。其实，那时上面也怀疑我了，我也很危险。我毙了他，也有保自己的成分。这事，早就有结论了，铁案。他翻不了案，我就不会有事。我本来就是军统特务，写自己为地下党处决叛徒，我不成地下党了？那么，他们现在审查我，以前定我的性质，不都错了？我这案也翻不了！不写，不等于不是事实。写了，现在看来，是有弊无利。既如此，两难选择，孰轻孰重？当然，不写好过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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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看过《赵氏孤儿》吗？看过，好。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有时生比死难。公孙杵臼选择了死，一了百了，痛苦了片刻，也就解脱了；程婴接受了生，身肩使命，忍辱负重，是何等艰难。轻言生死，那是莽夫所为。大丈夫立世，当能忍旁人之不能忍，方能为旁人之不能为。就如那天，不就是吃他那所唾之物？若赔上你一条性命，那实在是得不偿失。这不是民族气节，而是遇到了卑贱小人，和他一般见识，倒真作践了自己。昔日勾践尝便之举，韩信胯下之辱，都是常人所不能接受的；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再说，你只想到了自己的感受，考虑到他人了吗？假如，在吃他所唾之物和让你为我而死两者上，换着你，你会如何选择？其实，人的一生，难就难在选择上。该舍则舍，当取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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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盆之下，焉有完卵’。这，说的是‘必然’。那么，果真就没一个完卵了吗？或许会有的。若有，那是‘偶然’。试想，那个完卵是蛋壳最坚硬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再硬的蛋壳，也无法和大地的坚硬相抗衡。之所以它是完卵，是因为它所撞击的那一点地面是软的。假设，倾盆的卵，都落在地面那软的一点上，那么，或许所有的卵都是完卵。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事物或许存在着它的‘软肋’，这有点像武术中的‘点穴’。无论攻防，‘软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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