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太伯和仲雍便一起向父亲辞行，说是进山采药，以备不时之需，从此就杳无音信。后来，族人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沿着汉水去了荆蛮地区，因为在那里没有站住脚，只得又沿长江而下，到了吴地，便接受了此前的教训，主动断发文身，被当地的百姓拥立为首领。直到古公病故，兄弟俩才千里迢迢，赶回周原奔丧。季历恳请两位哥哥留下继位，可两个哥哥说什么也不肯，丧礼一完就都回了吴地，于是在历史上便留下了“兄弟禅让”的佳话。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崛起了一个“古史辨”派，认为儒家所言“禅让”之事是不可信的，并且发掘出史籍中有关“篡位”的不同记载。虽然，20世纪末，史学界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但“古史辨”派的许多观点仍有很强的说服力，于是学者中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太伯和仲雍的出走其实另有深意焉。也就是说，古公擅父那天晚上与两个大儿子的密谈，是一次“战略会谈”，他们共同制订的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即：让太伯和仲雍南下荆蛮，然后迂回到东南的吴地，在不使商王产生任何怀疑的情况下，秘密形成对商王朝的“包围圈”。不过，笔者对此说法并不敢苟同，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何在后来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见不到吴军的身影呢？因此，笔者构拟了另一种场景。虽然没有史籍上的证据，但笔者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原理，读者诸君不妨姑妄听之，看看笔者的猜测有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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