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做饭时，我端着木碗围着她团团转，灶台太高，九岁的她个小，搭了凳子在炒菜，我不停地仰头问：“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好？”

大姐手忙脚乱，鼻子上一块黑，上面有涔涔的汗水，嘴里不停地应付我道：“快了，快了。”偶尔在锅里捞一块豆角丢在我碗里。

二姐在灶间递柴，递着递着，躺在柴火堆上打起了轻微的鼾声。她可能太累了，一早上起来，出去觅食也很辛苦。

母亲从河边回来，在院子里把衣服晾好，进了厨房。大姐说：“可以吃饭了。”母亲耸着眉头揭了锅盖，重重地一放，阴沉着一张脸对大姐说：“饭怎么全糊了？跟你说过多少遍，**放点，你没长记性？这怎么吃？”母亲说着说着，忽然动了怒，伸手要扯大姐的辫子打。二姐揉着眼睛从柴火堆上爬起来，她总是这样，生物钟出奇的好，一到吃饭，不需要人叫，自然醒。

母亲的手刚伸出，大姐的身体象弹簧早窜到院子。母女俩围着院子进行竞技比赛，大姐在前，母亲在后，眼看大姐要被母亲抓住，她又轻巧地逃开了。母亲气急败坏地喊：“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大姐不听，跑得更加欢。母亲在院子的柴火剁上随手扯下一根木头，往大姐扔去，木头不偏不倚打在大姐的脑袋上，大姐急忙捂住头，血从大姐的指缝里流了出来，将她蓝白相间的格子棉袄后襟染成一片鲜艳的红，显得几分凄厉。

我依在门口，二姐坐在门槛上，敲着我的木碗说：“流血了，流血了！”

大姐住了脚，却不哭，母亲扯了她到灶前，抓一把灶灰抹在她受伤的地方。大姐一双乌黑的眼睛怨恨地盯着母亲，母亲佯装没看见，低下浮肿的眼皮说：“吃饭吧。”

“打吧，打死才好！”十二岁残疾的哥哥拖着跛脚进了厨房，幸灾乐祸地道。

他一进来，屋里的人埋头扒饭，都不作声。哥哥三岁时，得了脑膜炎和小儿麻痹症，脑子坏了不说，左手左脚成了残疾，一家人似乎都有点怕他。哥哥一年四季光着一双脚，不怕冷，说起话来问候爹娘的言辞出口成章。他的身上烙满了人世间被倾轧的痕迹，令人不舒服。

吃完饭，天便黑了，整个村庄除了几声鸡鸣狗吠，笼罩在一片静谧暗淡之中。乡村的夜晚是实实在在的夜晚，无所消遣，人们大都早早地上床安歇。

夜里，我趴在大姐的腿上，借着床头的煤油灯望着她满是冻疮的手握着一把褪色的小刀把红薯细心地削成一小片一小片放在我的手心，我边吃边用手摸她的后脑勺问：“疼吗？”

大姐点点头，她的长睫毛上一片晶莹。奇怪的很，白天不哭的大姐，晚上哭得格外伤心。她用被头捂住半边脸，眼睛半闭着，眼泪如开闸的河水哗哗地流，肩头一耸一耸地抽搐，呜咽的声音全在喉咙里，似乎风吹草动，她就会停止。我看她哭不出声的样子，很难过，我宁愿她震天动地地嚎啕一场，也不愿看她憋在心里，如果我不陪着她哭两声似乎觉得对不起她。当我瘪了嘴响亮地刚“哇”第一声时，大姐急忙止了泪，她被泪水漂洗过的眼睛如玻璃般透明。我也不好意思再让眼睛下雨，也就适时的让嘴复了原位。大姐闷闷地说：“吃了快睡。”我把手里的几片红薯全放在嘴里，大口大口往下咽，我呛得直咳嗽，大姐拍着我的背直说：“慢点，真是个好吃佬！”

窗外雨声沙沙，我吃饱后心满意足地挨着大姐睡，把一双冰凉的小脚舒服地放在大姐的肚子上。晚上，我应该跟母亲睡，可是母亲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什么，带我就成了大姐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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