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德的大学第一年，应该说是平静的。

郑明德刚进西北工业大学时，日子过得有点不太顺心。原因是他本来报的是五系，结果却把他分到了四系。四系是制造专业，搞材料科学及机械加工，并非他理想中的飞机设计专业。为此，他曾经感到很窝火，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了，情绪非常不好。但在那个年代，个人服从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几乎成了天理，成了法律。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学习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由于有情绪，没什么积极性，成绩自然就好不到哪去。甚至有一次考高等数学，他居然考了个不及格！

从小学到中学，在学习上，郑明德一直是个优秀分子，平常要得个七八十分，对他来说也是一件羞耻的事。可现在，竟沦落到了不及格的地步。这件事给了郑明德很大的刺激。此后，他反醒自己，告诫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振作起来，好好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来平静的校园学习生活，因一场突然而至的政治风暴，变得极不平静了，也极不平常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它以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来，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而“红卫兵”的突起，在全国范围开始的“大串连”，也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

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纷纷停课，参加造反！

西安也不能幸免！

1966年6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在省委门前绝食静坐，被省委定性为反革命，其中一个学生想不开要自杀。在自杀前，这位学生给江青写了一封遗书。江青看到这封遗书后，大为震怒，发话说，这像什么话，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呢，这简直就是在虐待大学生啊！

事情捅上天了，西安的校园再也无法平静了。

很快，西安陷入一片狂乱。学生们被这股**的浪潮推动着，纷纷走出教室，开始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郑明德当时远在宝鸡县一个僻远的农村，对西安的情况以及全国的形势，一无所知。那些年，中国的运动特别多。郑明德被学校安排到宝鸡县农村，正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四清运动”。

1963到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谓“四清”，即前期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1963年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该“决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而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党进行猖狂**；9月，中共中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该“决定”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指出要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此前的两个“决定”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于是，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公社开展起了社会主义“四清”教育运动。

到1965年底，“四清运动”已近尾声。郑明德参加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是个尾巴了。他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们被学校安排到宝鸡县冯家山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每天一早出门，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晚上再学习毛泽东思想。郑明德是学生会干部，本可留在大队部，但为了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他主动要求住到农民家里。

由于郑明德在农村表现好，被评为学习的样板，工作组还让他介绍怎么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经验。

可就在郑明德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的时候，西安的局势却越来越乱了。尽管宝鸡有秦岭这道天然屏障，也无法阻挡来自西安的滚滚革命热浪。置身那个时代的郑明德，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其中。

“四清”工作一结束，郑明德便接到了返回西安的通知。一旦真要离开宝鸡，离开朝夕相处的农民大哥，郑明德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这里毕竟不是他要呆的地方，作为学生，他还得回到学校，回到教室。离开学校已经半年多了，他很怀念西安的学习生活。但此时的郑明德并不知道，学校早就停课了。

郑明德回到西安，一下火车，就傻了。

8月的西安，酷热难当。然而再热，也热不过政治的高温。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的学生队伍，他们高举旗帜与标语，一边舞动着拳头，一边高喊着“打倒某某某”的口号。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上，充满着愤怒、狂躁与暴烈，。高举的旗帜上写着西安不同高校的名称。根据旗帜上的字来判断，他们都是西安各高校的学生。望着这些昔日文质彬彬的同学，郑明德感到是那样的陌生、不解。他愣在那儿，久久挪不动步子。

不知过了多久，郑明德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开始在飞扬的旗海中寻找“西北工业大学”字样。他怕找到它，又想找到它，直到长长的游行队伍从他面前全部走过，他仍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西北工业大学”。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松一口气，只是觉得像是侥幸避过了一场灾难。他逃跑一般离开了车站。

在回校的路上，郑明德目光所及之处，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离开西安才不过半年时间，西安就变得如此陌生了。在他的记忆中，西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秦砖汉瓦彰显着古朴尊贵的气质，曾经是那样优雅，那样的文明。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洋溢着高贵的气派。那是他熟悉的西安，喜爱的西安。可现在，西安古城突然面目全非，街头巷尾，路边墙角，全被五花八门的标语占领了，统治了，标语里的内容全都惊人地相似，不是“批斗”，就是“打倒”，不是“东风”，就是“西风”，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走资派”，就是“牛鬼蛇神”。而那些曾经是他和他的同学们无限尊重无限敬仰的名字，也无一遗漏出现在了这些标语里，统统成了打倒批斗的对象。

因此，一路上，郑明德都被这股“革命的洪流”冲击着，压迫着，仿佛无意中走进了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恍如隔世一般。

西安，怎么变成了这样？也许，校园里好多了。郑明德一边走，一边想。

然而，当郑明德走进西北工业大学校园的时候，竟吓了一跳！和外面世界相比，混乱场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走廊里，木桩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平时关系不错的同学，一夜之间便反目为仇，分成两派，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不是互相争吵辩论，就是互贴大字报，你前面刚贴上一张大字报，我后面就给你覆盖一张大字报，或者干脆撕掉，然后再贴，再撕……结果，校园的地上到处是破碎飘零的纸屑。走在这些碎片中，郑明德感到阵阵慌恐。他不断地问自己，学校乱成这样，还能继续学习吗？学校乱成这样，校长怎么也不出面管一管呢？

回到宿舍，郑明德这才得知，原来为了支持学生“闹革命”的革命行动，学校专门拨出一笔经费，买来纸、笔、墨，供学生们无偿使用。本着“深挖，放开”的原则，学生只要想批判谁，就可以去贴谁的大字报；想批判谁，就可以召开批斗会。总之，学校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回学校的最初几天里，郑明德无所事事。也许是父亲当年加入国民党的事对他伤害太大，他不想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不想参加任何一个派别，他对这场运动没有一点兴趣。他只想找个地方静静地坐下来，好好学习本领，将来好报效祖国。可学校却不开课，一门课也不开。他以为1966年这个打打闹闹的夏天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夏天的温度却越来越高，越来越漫长，越来越惊心动魄！

父亲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郑明德就被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惊醒了。那些日子里，一切都是混乱的，同学之间互相乱窜，窜到哪个宿舍，就住在哪个宿舍，家在西安的同学，干脆就回家住去了。那天宿舍里就郑明德一个人在睡觉。郑明德听见敲门的声音很轻，时断时续，胆胆怯怯，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郑明德判断，不是同学。这么一大早，会是谁呢？

郑明德很不情愿地爬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门口站着的人，竟是父亲！？

郑明德深感意外。自他上大学以来，父亲从未来过学校，今天这么一大早就来找他，而且也没提前打个招呼，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他让父亲快进屋里，父亲却警觉地冲屋子里扫视了一下。

没有别人。他对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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