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郑明德大学毕业了。

本来，他应该在1969年毕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整整推迟了一年。

大学六年过去了，郑明德以为，父亲的阴影也会随着五年时间的流逝，而彻底远离他的生活。然而，那个阴影总是阴魂不散，每每在他的前程最关键的时刻，总要浮出水面，盯着他，缠着他，不断改变着他命运的航线。

这不，在毕业分配这件事上，父亲的阴影再次让郑明德尝尽了苦头。

1970年大学毕业时，郑明德和许多同学被分到了汉中012基地。这地方正是郑明德想去的地方。于是，他想法给妻子联系好了工作，让妻子也去汉中中学教数学，这是一份非常适合妻子做的工作。如果一切成行，都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事业家庭，都不耽误，两全其美。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郑明德终于舒了一口气。他想，到了新单位后，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为国家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把妻子的工作安排妥当，他自己的去向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这突然的变化，让郑明德始料不及。

汉中的012基地，是当时有名的航空航天基地，是专门制造飞机导弹的。作为国防重地，在那个年代，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严格到甚至连通信地址也不能随便透露——012基地的通信地址被一个冰冷的数字所代替，即某某信箱。由此可以想像，凡是分配到那里去工作的大学生，其政治审查该是多么的严格！

当时，西北工业大学这批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摆到陕西省革委会的办公桌上后，革委会发现，给汉中012基地分的人多了，贵州011系统的人少了。同样都是国防基地，为何如此不公？与此同时，011系统已经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并把意见反映到了陕西省革委会。为化解这个矛盾，陕西省革委会决定减少去汉中012基地的名额，增加到贵州011系统的人数。于是，就在革委会对学生档案重新进行审查筛选时，出乎意外地发现了郑明德父亲是“国民党党员”的历史问题。

如此重要的国防基地，怎么能让一个”国民党党员”的儿子进去呢？

最后，郑明德理所当然地被淘汰出局了。

不久，学校把郑明德和待分配的学生送到了部队。但不是把他们送到部队去工作，而是把他们送到部队去受训，去磨练，去接受教育！——他们被分到兰州空军在大荔县的一个偏僻的农场。

农场位于黄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这里风沙很大，郑明德他们来到这里时，正值寒冷的冬季，住的却是牛毛毡，茅草房。尤其是到了晚上，刺骨的寒风刮得呼呼直响，令人无法忍受。

郑明德他们在农场每天的劳动，主要就是打井、灌田、修堤、推磨，还有就是种花生、豆子等。别人打井，用的都是柴油机，但在这里打井，却什么机器设备都没有。那时，郑明德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捆着一根草绳，拉着车，在沙地上来回地奔跑。在这里，人就像牲口，干的活也像牲口干的一样。由于过度劳累，中间只要一有休息，排长或连长刚说可以休息，他们立即就往沙地上一躺，马上就能入睡，而且睡得很香。

郑明德自小受父母的教育，勤劳，是他一生的本色，也成了他一辈子的习惯。他到农场后，什么也不想，就是整天拼命干活，什么脏活、累活、苦活，他全都抢着干。该自己干的，他干；不该自己干的，也干。

尤其是农场在收割黄豆秆的时候，他更是几乎把命都豁出去了!由于农场这地方雨水很少，土地坚硬，气候非常干燥，而黄豆根又深深扎根于土地深处，盘根错节，很难**来。每次拔黄豆根时，郑明德都得跪在地上拔，常常是黄豆秆**来了，他的两只手却被划破了，鲜血淋淋，苦不堪言。但尽管这样，郑明德依然咬牙坚持着，天天下地劳动，从不偷懒。

农场在生活条件上，也是相当恶劣的。一日三餐，虽然能吃饱，但每顿能吃到的也就是馒头、馍之类的东西，很少有菜。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农场的饮用水是从黄河里抽上来的，这些水抽上来之后，并没有经过净化处理，只是稍加沉淀，便直接作为饮用水使用了，所以水质极差！再加上上游还有造纸厂、医院等单位，这些单位每天不停地排出大量废水，这些废水流到位于下游的农场，再混入农场的饮水中，农场的人喝了这水之后，对身体肯定有害无益。

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太大，再加之精神上的苦闷，最后，郑明德还是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转安酶高达430!而和郑明德一起到农场的不少大学生们，也都像郑明德一样，先后病倒了。

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不仅不让他们外出治病，而且还要继续干活。没有办法，郑明德他们只能自己买点板兰根等中草药，然后再买点白糖兑水喝，自己想法给自己治病。

其实，郑明德所在的这个农场，虽然是军队农场，但郑明德他们这些大学生却并不属于军队编制，而只是接受像军队一样的管理和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真正的军人，而只是一批在军人统管下的学生。比如，早上六点钟哨子一响，他们就得赶紧穿衣起床搞军事化培训，叠被子，打被包，而且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被包要打得整整齐齐，就像一个真正的军人！然后跑步、吃饭，拉屎、撒尿，下地、干活，学习、睡觉。

这种不伦不类的日子，郑明德用一个很形象的词，给农场劳动的大学生们取了个绰号——土八路，以此自嘲。而当地的老百姓每当看见他们在地里干活时，则总是评价说：

“这帮劳改犯真老实！”

的确，他们过的日子跟犯人差不多。农场规定，平时不能外出，只有礼拜天允许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到离农场不远的小镇上买点简单的生活用品。就是结了婚的人，夫妻也不能见面，即使妻子来了，也不许同居。一旦发现谁偷偷同了居，第二天就要遭到批判，然后还要写检查，检查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有的同学家里父亲或母亲病了——不管病得多么严重，也不许请假回家探望。

这样的农场生活，对新婚燕尔的郑明德来说，不仅显得漫长，而且还十分的残酷。对妻子、家人的思念与牵挂，使郑明德常常夜不能眠。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煎熬着。对未来，郑明德始终没有丧失过信心，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终究是会走出这个农场的。那时，同学之间互相都有书信往来，通过这些信件，大家彼此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谁谁谁已经分配了；谁谁谁分到了一个中央级的单位；谁谁谁还分到了首都北京；听说过不了多久，就要集体分配啦！等等等等。虽然这些消息与并不全都准确，却给了远在偏远农场的郑明德他们不小的希望。在无数个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的的夜晚，郑明德他们正是靠着这些小道消息，躲在被窝里悄悄编织着自己对未来的梦想。而正是靠着这些躲在被窝里悄悄编织出来的的梦想，支撑着他们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然而，如果说来自**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苦郑明德还能扛得住，那么来自那个年代“左”的政治上的压力，就让郑明德实在难以忍受了！

农场的场长是个老战士，没有文化，但人很正直；而农场的政委有文化，思想很“左”——“左”得令人发指，“左”得不可思议！在那个本来已经“左”得出奇的年代，政委居然是因为犯了极“左”错误后，才调到农场来的，其“左”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政委来到这里后，依然不改，继续推广他“左”的那一套。

比如，政委明确规定，农场必须每天召开一次批判会，就是说，除了专门安排的批判大会外，每个连队每天中午吃饭前，必须召开一次小的批判会，这叫随时有了问题随时批判，谁有了问题就批判谁。而且，举行饭前批判会的时候，学生们要像连队的战士一样，集合站队，然后每个人挨个挨个地到队伍前面去念批判稿，其余人员必须洗耳恭听！

长此一来，郑明德和政委的矛盾，便注定不可避免了。

应该说，开始的时候，农场领导对郑明德还是很欣赏的，因为西北工业大学与兰州空军的关系非常好，对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也就很看重；加之郑明德是学生会干部，每次干活，他又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郑明德在农场的日子还比较好过。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郑明德发现政委对他的态度变了，逐渐地，批判会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他。很快，他就被政委列入了批判的对象，对他的批判逐渐也多了起来。更令他心寒的是，他拼命卖力干活，本来已经累倒了，病倒了，却依然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当时批判他的罪状，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 不服从管教；

二、 对领导有意见；

三、 对劳动有不满情绪；

四、 经常发表落后言论。

开始，郑明德不理解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来，他终于才搞明白了，原来别的学校有人妒嫉他，向政委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劳动时说了军人坏话，对政委的做法表示不满，很有意见。

郑明德天生是一个不怕事的人。他对政委在农场推行的那一套，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维护自己和其他大学生们最基本的权益，他联合起一帮在农场劳动的学生，开始跟政委对着干，跟政委那一套极“左”的东西对着干！他对大学生们说，我们是大学生，是来接受劳动锻炼的，不是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可政委把我们当成了对立面，当成了劳动的工具，不尊重我们的权益，这不符合马列主义，没有执行毛**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情况，揭发他们！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郑明德的意见。

于是，由郑明德带头，给兰州军区政治部写了一封信，如实地反映了大学生们在农场的真实情况。

不久，上面派来了工作组。

工作组一到农场，就找郑明德等人谈话，了解情况。

郑明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啥说啥，如实地反映了他们在农场的劳动、生活等情况，还直截了当，毫不隐瞒地谈了自己对政委一些错误做法的意见。

工作组深入了解情况之后，认为郑明德等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这批大学生们的情况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把农场政委调离了农场，并对农场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作了纠正。此后，郑明德他们的生活、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郑明德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农场一干就是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几乎全部中断自己的学业。而且，前面等待他的到底会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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