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已经是早上8点了，上午10点要去杂志社同老社长会面。赶忙跑到厨房喝了一袋牛奶，吃了一只面包，然后倒杯开水，吃了药。回到卧室里穿衣服的时候却不知道穿哪件好，在衣柜里翻来翻去，最后还是选中了那天同林行他们一起吃饭时穿过的那套灰色毛衫、牛仔裤，外面加上一件半长的深灰色羊绒大衣。

杂志社的大楼当然跟我半年前离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老社长的样子,变化得令我大吃一惊，原来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比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多了一倍，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让人看了，就觉得他健康上肯定出了问题。

老社长看到我也很吃惊，他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气色看上去不怎么好。我告诉他前一段时间胃不大好，进食少了些，其实是病魔作怪，只不过不便言明罢了。同病相怜，互相关心完了，就开始谈工作，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和老社长都抬起手腕看了下表，11点半，该吃饭了！老社长说他要请客，要我一起去，顺路叫一下张秘书，经过办公室门口，见一个新面孔的女孩正在办公室传真机旁发传真，却不见张秘书，老社长就问了一句：“张秘书呢？”

女孩一边传真一边回答：“不知道。”我走近一看，女孩既年轻又漂亮，可不知怎么老大不小的样子，根本不把老社长放在眼里。”

老社长也毫不在乎，大概习以为常了，这是男人的软肋，对年轻女孩，就是宽容一点的。老社长没多说，继续带我到各版面编辑室转了转，几乎没什么认识的人了。吃这种饭，没有很谈得来的，就没必要叫在一起了，因此，只得我和老社长两人去吃中饭。

　吃饭的时候，老社长更像刚长征完了似的，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派摧枯拉朽之势。吃到杯盘狼藉的时候，老社长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停住咀嚼，张着油汪汪的嘴问我为什么不吃，是不是不合胃口。我的胃里正一个劲儿地泛酸水，不祥的征兆又出现了，我不能同老社长说话，我怕一说话就会呕吐出来，所以，我貌似深沉地沉默着，只用手势让老社长继续吃。

　　出了饭馆我就蹲在地上开始不停地呕吐，一口接一口，大约五六口之后就没什么东西了，全是酸水。当时，我感觉进出饭馆的人都用一种嘲笑的目光看着我，他们都以为我喝多了，只有老社长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我团团转，嘴里还不停地唠叨：“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我吐完了，闭着眼睛蹲在地上不起来，不是不想起，是头晕乎乎的，根本就起不来。我们不需要再回办公室了，工作在上午同老社长就谈妥了，好象我是注定要为杂志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哪怕我人生的圆圈画得再大，最终都要回到我钟爱的杂志事业，而这个意愿从头到尾都是老社长帮助我实现的。我这个人天生愚笨，到死，才在人生这盘圣餐上找到下嘴的地方，甚至不如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刚脱离娘胎就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晴晴说起她班里的一个男生说过的一句话：“既然命是天注定的，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说得多好，人要是不能主宰自己了，活着就确实没什么意思了。

突然，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连忙拿出手机按了接听健，一听，是吴文民，他要我次日一早空腹到中心医院检查身体。我想起来了，上次说过，要检查妇科的，没病发作，我就把体检的事忘了。

我连忙说：“吴主任，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为我惦记在心里，我都忘记了。”与吴文民约定次日到医院后，再打电话给他。我就对老社长说：“你回去吧，我没事了，稍休息一下，我就打的回家，准备明天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医院内科的吴主任都跟我说好了。

老社长却不放心，他看了看我关切地说：“明天到医院检查是可以，但现在你脸色很难看，让你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我送你回家。”说话的口气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既然老社长这么有心，我也就不好意思推辞了。为了让老社长早点回家，我硬撑着站了起来，拦下一辆出租车，在老社长的陪同下，匆匆赶回了家。进家一看，大叔和大婶居然都没睡，不用说，在等我。他们不放心，每次我出去，都牵挂着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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