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父亲,是相互的延伸吗?一个下午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Y去上班后，我把昨天的《百年孤独》读书笔记写完，然后开始盘算回家的事。首先我需要钱。我和Y都没有什么积蓄，过得挺窘迫的。现在我失业了更是如此。我们住在郊区农民房里。这里的房子大多租给民工和盲流。有次Y晚上回来晚了被人把包抢了，手机身份证和钱。之后她老是抱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没有钱住到更高尚一点的社区去。我只好每天接她下班，这是一个失业的人仅能做的贡献。

　　我打电话问朋友借。大都没有钱，要不就是我还欠着他们的钱。我决定找网上的朋友碰碰运气。在网吧里猫了半天，没碰上谁。我把写好的读书笔记顺便发在了网上。以前写这个是可以在报纸上换钱的。千字80块，差不多中国最低的稿费。哥们因为稿费把我叫做文青。我告诉他们最没用的人才去干这个，收入比民工还低。他们不信说我虚伪。现在用我读书笔记的编辑找不着人了，我也断了这最后的幻想。可惯性总是这样推着我前进，于是我只好这样一直写着。

　　我从钱晏处借到了500。本来还问了一个朋友。但她第二天告诉我钱在电梯里被偷了。我对她的不幸感到遗憾。她说其实该感到难过的是她——因为她帮不上我。她向我问候了a，并劝我不用担心；另一个朋友也在得知情况后安慰我表示了同情。我没有向他借钱。他当时在成都某音乐学院聘任他为客座教授。我向他表示了祝贺。他道谢后再一次向我表示难过和同情。我想，他们就将要向我表示悼了。人只有一个父亲啊。不过我并不十分难过。我希望能多弄到点钱回家看a。

　　Y这时上线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她在办公是不允许开聊天工具的。当时我正在网上阅读《第一个人》。于是我像雅克一样发问：“到底是我们生出了父亲还是父亲生出了我们？”Y向我指出这是个逻辑上的问题。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当然是后者。我不敢告诉她这是加谬文章里的观点。她不喜欢加谬。好几次要把我所有的加谬小说、散文、戏剧扔掉。她说讨厌我一口一个荒诞主义。那让我为自己的懒惰、厌世、悲观和不思上进找到了理由。她就从未感觉到世界是荒诞的。她认为如果人只有死亡才能结束荒诞那才是荒诞。其实她说得很对。人工作，换取报酬生活，这本身就很公平。可是人为什么要靠钱存活在世界上呢？以纸张的多少来衡量生活质量的好坏这难道不是荒诞吗？我并不敢说，特别是我迫切需要这些纸张回家的时候。而且，女人不是适合谈论哲学的对象——她们全是唯物主义者。

　　Y告我，她问同学帮我借了两千块。我仔细想了一下，她最好的两个同学，一个在英国，一个也挺穷的。她能问谁借钱呢？有时候，困境中人的直觉会变得很敏锐。我问她是不是向我的情敌借钱？她好久没有回话。或许是她的老板在附近。我只有等待。等待是难熬的。尤其是为了尊严的等待。她终于回话告诉我，她是问他借的钱。她说如果我不高兴，她可以不借。这个时候，尊严并没有在我的心里站得住脚，我像个小偷一样看了一下网吧周围，确定没有认识的人后，我把尊严转换成借吧两个字。可是，为了我的父亲，我还需要什么尊严呢？一个失业靠老婆养活的人还奢谈什么尊严呢！

　　我关掉电脑去收银台结帐。我到浙江大学里去踢球。3点钟的球场上人已经很多了，很多熟人。我和胖子，杨明，还有野忠他们几个小日本在一个队。我很兴奋，不知疲倦地奔跑，以至于抽筋倒地。暮色吞没了球场，攘来熙往的人群已经散去。和往常一样，我们坐在球场边上的台阶上聊天。我听着，一边揉搓我抽筋的腿。后来胖子问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兴奋？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快死了。于是他们都向我表示了同情。野忠他们还依次过来和我握手。尽管他们的中文还不是很好，但他们还是听懂了父亲和死去的意思。我向他们道谢，然后回家。

　　自行车往Y的办公楼骑去。从球场大门出来左拐，一条笔直的大道。初春的夜晚，空气很阴冷。马路上很拥挤。不过很干净。上面挤满了汽车、自行车、行人。刚好赶上下班高峰期，他们很匆忙。汽车喇叭声，行人谈话声，自行车车铃声，交警腰间的步话机呼叫声，一切都很嘈杂凌乱。我慢悠悠地骑着车到了一个红灯处。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个姑娘挺好看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她不好意，把头背了过去。转过来时发现我还是盯着她，她胀红了脸瞪了我一眼，背过头去。我高兴地笑了起来。绿灯亮了，潮水冲过闸门簇拥着我往前冲。那个姑娘一下就消失在人流中。我把自行车放好，进了电梯，熟练地按在15F上。我走进Y的办公室。她的同事们都趴在电脑前加班，她已经关了电脑在等我。我刚才的轻松喜悦在她面前全没了。我终于想起来，我的父亲还在几千里之外病重呢！可这并不能怪我，看看漂亮的姑娘应该可以原谅吧？

　　我们买了菜骑车回家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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