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慢慢开动，往前疾驰。人非常多，我站在过道吸烟，很累。车过了两个站，我抢到个位子。一会之后，有个孕妇走来问我能不能让她坐会儿。我答应了。可是站着非常累。我找了张报纸，在车门边坐下抽烟，这样也好，没有什么人打扰我。一会，我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打我地肩，是那个孕妇的丈夫。他告诉我有人下车，空出了位子。我对他表示谢意。他很客气，执意要我抽支烟。那是支廉价的烟，可我管不了这么多。我注意到他左手被层层纱布包裹着，还有血水渗出来。我突然想起钱包，紧张的摸了一下口袋，还在。我舒了口气，掐掉烟头，和他一块走进车厢。

　　一路上，夫妇俩对我非常友善，车子停靠两三站后，车上人越来越多，过道、洗漱池、行李架、甚至座椅下塞满了人和各种物品。人们耐不住寂寞攀谈起来。我对面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头有点儿秃，看得出来他生活经验比头发丰富得多。他和我身边的姑娘热烈的交谈，兴之所至还唱起歌来。他唱歌很难听。我请他小声点哼唱。他一脸不悦，不过还是放低了嗓门。我看见对面的夫妇有一张火车时刻表，于是我借了过来。我每隔十分钟看一次，计算时间的流逝。不少人过来借阅，没多久那张纸就变得破烂不堪。姑娘很快对中年男人那一套腻味了。转头和右边临窗得小伙子说话，小伙子大多时候沉默的笑着，中年男人不甘心，硬是掺乎进去。

　　孕妇的丈夫话非常少，是个老实人。他女人叫他把包里的柑子拿给我吃。我接了一个。她问我到哪，我说桂林。她首先赞美了一下桂林山水，然后告诉我他们到湖南永洲，离桂林不太远。中年人又凑过来，一个劲地炫耀自己哪儿都去过。姑娘问孕妇几个月了，孕妇说七八个月了，回家生孩子，可老板不同意请假，她和丈夫从湖南到浙江打工，做冲压工地丈夫被切了一个指头，她也没法子挺着肚子开机床。老板赔了点钱就打发了。话题这时到了**，中年男人、孕妇夫妻、姑娘，还有那沉默寡言的小伙子都开始声讨老板，各自叙说打工的不幸和老板的吝啬刻薄。

　　我对此饶有兴趣。夜渐渐深了，人们东倒西歪的睡过去。嘈杂的车厢安静下来。我要了一瓶酒和几根火腿肠，喝起酒来。后来我走到过道吸烟，这时候火车正穿行过一片田野往南去。透过玻璃，是漫天的星星，黑黝黝罩在黑夜里的田野，更远些象怪兽盘踞天边的群山。土地的气味钻进我鼻孔，头顶通道换气扇呼呼的响，还有开水房锅炉的沸腾声。一切令我愉快——我离家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a。这两天我常常回忆起他的模样：他有时壮硕得一如往昔，有时奄奄一息，显得很苍老。我觉得很残酷——一切对于他。他的生命和活力正渐渐从他体内流失而去。

　　他看着它们的流逝却无能为力，他在已知期的死亡威胁下等待着最后的一次战斗。而他是孤独的，作为他的妻子、他的子女只能守在战场的外围等待着最终结果。胜利是无望的，人总逃不过一死。作为他最小的儿子，我希望回家陪伴他一两天后他结束斗争，向死神妥协。就象外婆，某天坐在椅子上，静静的奔赴另一个世界——开始他的新生活。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哥哥、姐姐们，他们怎么想。如果从a的角度来说，既然已知不远的期限，何必经历那痛苦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聚集一起等着送走那个孕育并抚养我们的父亲来说，或许是难以承受的；但和目睹他日日夜夜和病痛、生活苦苦地纠缠搏斗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就算他一两次扼住命运地喉咙，也不过是把痛苦延长而已。最终还是免不了失败。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残酷，甚至还可以省却下一趟旅行和车票。

　　我被自己地想法涨红了脸，酒精冲击着我。我正在飞速地火车上摇摇晃晃地向南方迫近，像奔赴一场审判。作为一个观众去观看一次审判。生活是法官；检查官是病痛；而被告——是我的父亲。

　　天渐渐亮了，太阳在东边探出脑袋，把光芒倾斜在群山、田野、火车和我的脸庞上。我一身的烟气、酒气和汗味。头脑依旧兴奋，可身体疲惫不堪，眼皮胀痛，双脚麻木毫无知觉。人们陆续醒来，列车开始广播，早餐车又在车厢里穿行，火车继续往南往南——新的一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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