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贸易公司是中国贸易总公司管理下的正县级国有企业，干部配备遵循党中央规定的“上级任命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参悟出天地人三道皆有“对立、统一、平衡”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参透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位伟人不仅证实了事道“对立、统一、平衡”的规律，而且又发现了新的“螺旋式上升”的规律；而在他之后的一位伟人则证实了“变”的道理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告诉中国人：“发展是硬道理。”

那场应该载入国史的“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治国运动让中国变得很穷，也让中国人很穷。好在政治运动终于结束了，中国在“邓小平理论”引导下，开始改革开放，走上以经济治国的轨道。

倘若一种思想已经输入人的大脑，一种信仰已经深入人的灵魂，一种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植入人的精神，一但想改变他们，那是谈何容易啊！邓小平想改变他们，并且开始改变他们，他成功了，所以他是一位伟人！

改革、开放成为一项国策。

深入改革如一项持久的、胜算已绸的战略，战争的触角悄然伸向各个领域，不难看出它将渐渐向战场的腹地推进。这场战争的对手是固守陈规的思想，从改革指挥中心发出的一个个、一级级命令中，有一个中心的绝对的词汇是“适应”。经“上级任命”的部、地、厅、处、科级领导干部绝对接受“适应”的命令。因为这场改革是国家对自身机制的“换血”和“促进”，并未触及个人的利益。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自觉适应“改革”。

对国有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首先是“政企分开”，其次是实行“总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结果是代表执政党管理企业的党委书记退居第二位，管理权力逊于总经理（厂长）。

托“改革”之福，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厂长）有了“一把手”“一支笔”审批的大权，可谓威风凛凛。可是总经理（厂长）是共产党党员，他还得接受党的议事制度：民主集中制。凡事得先“民主”一下，与谁民主呢？就是同样受“上级任命”的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厂长），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金州贸易公司的领导机构就是在这样复杂环境中产生的。中国贸易总公司不仅任命了钱书铭为总经理，同时也任命了另外7人——贾为民、胡利衡、魏星良、程思军、何斌、张铁军、王振忠为副总经理，其中贾为民还是金州贸易局党委任命的党委书记。7人中，除了张铁军和王振忠是钱书铭从科级干部中提拔上来的以外，其他5人都是清一色的转业军人。

钱书铭的悲哀就来自于他和胡利衡、贾为民、魏星良、程思军、何斌之间的矛盾。

胡利衡是早已迈入知天命光景的男人，浑身写着一个“圆”字，圆圆的脸，亮得油润；圆圆的眼睛，亮得贼光；圆圆的身子，因腿脚不利索，走路像个不倒翁。朱婕记得他是1990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司的。这些在军队服役多年的人，职位大多都已经升到团级。和平年代，当国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安排他们到地方工作，政策也是很优抚的，不仅单位效益好，而且都在领导岗位上。胡利衡一来到金州贸易公司就被钱书铭安排到广州主持办事处工作，所以公司的人大多对他并不熟悉。

钱书铭一心想把公司的业务做大，总嫌公司的贸易业务局限在金州这么个小地方，贸易开展得太慢，发展的步子迈得太小。他在各地考察了几次，看中广州是国内贸易大市场，又是对外国贸易的窗口，决定投资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他要坐镇金州，不能分身去广州主持工作，所以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朱婕知道，钱书铭为这件事大伤脑筋，常常忧叹没有合适的人选。胡利衡的出现，正好解了他一件心事。胡利衡在军队是军需官，做贸易不是外行。钱书铭把打开广州办事处局面的希望寄托在胡利衡身上。

胡利衡做生意的能力的确不负钱书铭的希望，不到三年的时间，不仅完全打开了广州办事处的工作局面，而且业务开展的红红火火。朱婕没有去过广州办事处，但是听从广州回来的人都说：胡利衡不仅购了一辆小汽车，还买了一套楼房准备建招待所经营住宿业务。可是不知为什么，钱书铭突然下令：撤消广州办事处，变卖胡利衡已经购置的全部财产，勒令胡利衡回公司报到。

公司的人对这个决定议论纷纷，都不理解钱书铭为什么这样做，一时，怨声、骂声雀起。朱婕也是满腹疑惑，去问张铁军：为什么要撤消一个前景良好的机构呢？

张铁军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利衡这个人太不地道，私心太盛！按规定，广州办事处工作开展起来后，应该向公司上缴计划利润的，可是他不但不上缴，而且月月报亏损帐，要公司给他拨工资补助。公司对他完全失控，既然失控，还不如撤消。”

“换个人不就行了嘛，干嘛要撤消机构，成立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有啥难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再开。公司现在搞基建，需要筹集资金。”

“哦，是这样啊。”朱婕恍然明白。

“如果不撤，广州办事处就是胡利衡他家的啦。”张铁军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

胡利衡回到公司后没有具体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家中休养，有时来公司看看报纸，喝喝茶，聊聊天，话语中发泄着对钱书铭恨极怨极的牢骚：“我辛苦挣出来的一份家业被他一纸命令，卖光了！简直就是个败家子，这样的人做‘一把手’太没水平！哼！公司完了。”

后来，朱婕回忆起他这句话的时候，恍然觉悟：钱书铭的悲哀，根源就在胡利衡的这句话中。他的话太具挑衅性，也太具即将凝聚的力量。钱书铭小看了他，处理他的问题时，方法是过于简单化了。

贾为民与钱书铭结仇是为了经理办主任人选。贾为民提出由贾鸿云当经理办主任，而钱书铭坚持由朱婕担任，两人在办公室争得异常激烈，据说，都到了你拍桌子我瞪眼睛的程度。

贾为民不似胡利衡那样恨在骨子里笑还在脸上挂着。贾为民的恨就如刀子刻在脸上似的，而且恨乌及乌。朱婕常常能感觉到他看自己时的眼神充满不屑和不信任。

朱婕是典型的外柔内刚的女人，有时候认起真来，与人硬碰硬。对于贾为民的态度，她也是不屑一顾，心想：我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这样，你瞪我一眼，我还瞪你两眼呢。自然，她的态度更加引起贾为民的不满。

魏星良、程思军、何彬三位副总经理与钱书铭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矛盾完全是工作分工引起的。结果是三个人合成一团儿跟钱书铭消极对抗，上班关起门下象棋。

大伙都看不过去，纷纷埋怨钱书铭处事不公平。就在大伙儿要求制裁他们这种不良风气的呼声愈益高涨时，胡利衡行动起来。他把贾为民、魏星良、程思军、何斌等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联名上书总公司，反映钱书铭在工作上、经济上有违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检举曾经在办公室被他骚扰。

大约一个企业竟然有副职联合状告正职的事在全国尚属罕见，这还了得，总公司震惊了，很快派出一个由干部处处长李煜率领的考察组前来金州调查。

朱婕记得李处长向她调查时的问话：“你认为公司8位领导在品德、能力、工作、成绩等方面表现如何？”

朱婕就根据自己的看法，对他们一一做了评价。

李处长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钱总在工作上有失误吗？”

朱婕不假思索地说：“我认为没有，公司大事都是在经理办公会议上研究通过的，有会议记录。再说，这几年公司的利润是递增的，我们的收入也有所提高。大伙儿都有目共睹，对钱总的政策是拍手称赞的。要说失误吗——”

她吞吐起来，犹疑地说：“公司基层企业是亏损了，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要钱总为基层亏损负责的话，我认为只能是用人不当，直接责任应由分管经理负责。”

“哦，为什么呢？”

朱婕就把魏星良、程思军和何彬3人为什么与钱书铭结怨的根由一五一十地道出来，又讲出他们在办公室下象棋造成的不良影响。

李处长听着，先是不动声色，听到后来，也不禁动容，自语道：“做副总的，怎么能这样！”又问：“你认为钱总与贾书记有矛盾吗？”

朱婕回答：“我看在工作中没有什么矛盾，平时说话客客气气。至于他们之间有无矛盾，我不清楚。”

李处长又特意问了胡利衡和张铁军的能力。朱婕说：“他们都属于有魄力型的人。相比较而言，胡经理老练一些，张经理处事简练一些。”

考察组调查了一个星期。他们走了以后，朱婕和刘敏、常丽、王玉玲、齐莉莉常在一起议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总公司不会免钱书铭的职务。因为胡利衡、贾为民他们再闹腾，钱总承包期间的利润是上升的，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退一步说，万一被免，也应该是张铁军继任。因为他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符合改革开放时期党内干部聘用标准。如果张铁军当总经理，一定会把魏星良他们管理得服服帖帖。

……

“嗨！”朱婕心里叹道：为什么结果不是张铁军而是胡利衡呢？他也再有几年就退休的呀？总公司不是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吗？难道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吗？命运，命运啊！也是他命中有此腾达之运吧！现在不知道乐成什么样呢？

朱婕思绪乱飞，忽听铝制的门锁一响，见门被人推开，一位穿着黑皮夹克的小个子老头儿走进来，花生米粒儿大的眼睛里漾着笑意。

朱婕忙站起来招呼：“贾书记，有事吗？”

来人正是金州贸易公司党委书记贾为民。此刻，在朱婕看来，他的脸上呈现出的晴和光泽还是第一次，极难得。

贾为民神秘兮兮地说：“你通知所有科以上干部，下午3：00在会议室开会。叫小马把会议室打扫干净。”

“啥内容？”朱婕明知故问。

“宣布公司领导班子变动。”

朱婕见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皱折几乎要舒展开，枯黄的脸上洋溢出得意非凡的光彩，心想，这大概就是胜者为王的神光吧。

她突然想逗逗这位老人家，便故意说：“祝贺你当上总经理啊！”

贾为民眼中倏忽一暗，瞪她一眼：“你通知吧！”

“好的。”朱婕狡黠地咬着偷乐的嘴。

贾为民走了，办公室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朱婕心中被一股莫名其妙地激流搅着：新官上任，或许会结束以前领导成员之间的拉锯战；公司的发展或许将揭开新的一页。

她立即抓起电话，一个人一个人地通知，而且神秘地告诉他们：“将宣布公司领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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