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接前页）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和我才熟悉的秀秀姐出嫁了。夫家是秦腔剧团一个拉二胡的，年龄比秀秀大的多。秀秀不愿意，跟我说：“那个人是唱戏的，年龄比我大，像我爹一样。”但小腿拗不过大腿，最终在呛天哭地声中被迫嫁了过去。

秀秀的婚礼办的很一般，只在家里办了几桌子酒席，给我的印象很浅。

那个大龄男人对她很好。尽管如此，秀秀还是怨恨她的母亲，从出嫁以后很少回娘家。我多次去过她的小家，她的家布置简洁、整齐。红色的窗花，红色的被褥，大红喜字，总之，一片红光。那个姐夫对我很客气，经常邀请我去秦腔剧团看戏。

我问母亲：“为什么秀秀姐姐那么小就出嫁？”

母亲笑着说：“每一个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都要出嫁的。你将来也是一样的。”

我又问：“秀秀不愿意嫁那个男人，哭成那样，她妈为什么还硬要她嫁？”

母亲说：“秀秀没有文化，家境又不好。男的虽然年龄大些，但是有差事干，能养活她，她妈叫她嫁这个人是对的。你要好好上学，将来找个工作能自立，对象就可以找的比她好。你看你二姐有些文化，找的女婿不是不错吗。”

想一想，母亲说的很对。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好好孝敬父母亲。我的母亲是严重的甲状腺患者，脖子里有一个大疙瘩.听说吃海带能治好那病,小小的我当时暗想，等将来有工作能赚钱了，一定给母亲买好多的海带让她吃（现在想来真是幼稚），把她的病治好。

姐姐们出嫁了，朋友娟娟死了，西屋的两个妹妹还小。由于大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贫富之间的悬殊，上房的圆圆姐姐和我若即若离。我每天很孤独，除了承欢在父母的膝下，“花儿”和大黑猫就是我最好的伙伴了。我搂着黑猫睡觉，领着“花儿”玩耍，把从嘴里省下的好东西喂给它们。

但是就连这点平静的生活和喜好后来也被剥夺了。那一年迪化市兴起打狗风潮，凡是养狗的人家必须花钱办理相关手续。我们家没有钱，所以没有给“花儿”买狗牌子带在脖子上，只好把“花儿”送到住在城外的姐姐家。停了几天，“花儿”可能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和环境，偷偷跑了回来。

说来真是凑巧，那天母亲和我正走在巷子里，忽然看见对面有两个警察拿着警棍在撵一条狗。我和母亲同时发现那条狗是花儿，母亲情急之下大声对“花儿”喊：“‘花儿’！快到城外去，别回来！”“花儿”听见母亲的喊声，掉转头朝那两个警察冲去。接着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花儿”从一个警察的头上飞奔过去！吓的那个警察双手抱着头，面如土色。等他们反映过来时，“花儿”早跑的无影无踪了。我当时高兴的笑出了声，母亲把我拉了一下，给我使了个眼色。

其中的一个警察恼怒地瞪着眼睛问母亲：“那是你家的狗吗？为什么不买牌子挂在脖子上？以后再要叫我们发现了，定把它打死！”

母亲唯唯诺诺地说：“请老总不要生气。它以后只要回来了，我们一定给它买牌子挂在它的脖子上。”

我们回来把以上的情况给父亲说了，引得我们大笑一场。但是父亲还是不放心“花儿”，他说不知“花儿”回城外了没有，他决定去姐姐家看看。那天下午父亲到姐姐家去了，回来后他高兴地说，“花儿”真跑回去了。等打狗的风头过去以后，父亲又偷偷把他心爱的“花儿”从城外接了回来。从此父亲对这个有灵性的狗更加宠爱了，就是家里揭不开锅了，他也不会叫“花儿”饿着。当然，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对它看管的也更加严了。

在母亲的呵护及父亲的严教下，我一天天地在成长。我的性格既有倔强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既有争强好胜的一面，又有不善言辞的一面。

由于我特别的拗，父母亲也打过我。记得一次我去买酱油，人家把钱找错了，父亲叫我去找商店，我说什么也不去，父亲生气了，煽了我一巴掌。我哭着跑到三婶子家，说什么不回家。等到天黑了，母亲到三婶家好哄歹哄才把我弄回来。母亲对三婶说：“这丫头太犟了，她的这牛脾气不改掉，将来会吃亏的。”

还有一次，年三十了，母亲正忙着打扫卫生和干其他家务事，我缠着非要穿新衣服。

母亲说：“新衣服要在晚上吃过饭后才能穿。”

我就是不依，气的母亲顺手打了我一刷子（她正在刷桌子）。谁知这一刷子正好打在我的鼻子上，将鼻子上扎了几个**洞，鲜血都渗出来了。我哭着闹着年都没有过好，母亲叫我穿新衣服我不穿，叫我吃我不吃。拗了好几天，搞的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给我说好话。

我又犟又拗的性格不幸被母亲言中，在我童年时，这种性格给我带来了许多磨难和伤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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