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洞庭湖边的一个**村。我出生时家里有爷爷、父母、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按农村的旧传统，家里以男孩出生先后排序，我排行老二。因此，“二佬”就成了我的乳名，家族里的长者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都叫我“二佬”。

这个“二佬”的称呼一直延续到我结婚以后，我老婆伍丽觉得“二佬”的称呼让人感觉不像是个大人，她于是开始改叫正名“胜万”，家里人和乡亲们这才慢慢跟着改了口。不过，一些年长的亲友偶尔还会冒出“二佬”这个称呼，尤其是有比我年小的人在场时也这样叫，我会感觉不太自在，但碍于情面，我又不好跟他们计较，毕竟这曾经是家人对我的昵称，并无恶意。听到这样的称呼，往往能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朦胧回忆。

我的爷爷男尊女卑思想很严重，在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出生以后，爷爷很不高兴，在家里整天唉声叹气。看到我的母亲那时身体老是病样样的，爷爷生怕媳妇以后没有了生育，在人前经常哭丧着脸，家里很少有欢乐气氛。

平时家里气氛很沉闷，爷爷在外面还不时听到风言风语，这更让老人的心情雪上加霜。更可气的是，不时有跳皮捣蛋的半大伢子乘机喊挖苦话，越发使爷爷的思绪沉重。二姐出生以后，有个叫“段疤”的伢子在我们家门外面拉大了喉咙喊话，“哈哈！这家又生了个婆叉！”，爷爷听了这样的话差点气得晕过去。我的父母也无心去搭理那个可恶的家伙，只得当作没听见，自己闷在心里。没法子，谁叫自家人不争气呢！

好在三年后我妈生下了大哥胜大朋，爷爷总算松了一口气。爷爷对我大哥总是背着抱着当作活宝。等我出生后，爷爷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在人前扬眉吐气。

不过这也难怪，爷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那个社会里，家里没有男孩是要受人欺负的。

爷爷在解放前给地主做了十多年长工，凭着耕种从老爷那里继承来的两亩祖业地和自己卖苦力省吃俭用的积累，修了一栋“五柱”三间的小瓦房，三十岁才成亲，算是有了一个家。奶奶生了姑妈和父亲二人，后来由于体弱多病，在我父亲四岁时便离开了人世。父亲是爷爷一个人拉扯大的。

爷爷一米八的个头，凭着结实的身板，没日没夜地勤劳耕作，不仅给我父亲成了家，还让他读了两年私学。后来父亲能够在村上当干部也得益于认识几个字。

我老家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养儿不学艺，挑断簸箕系”。爷爷为了让我父亲日后生活过得轻松一些，逼着他学会了织布的手艺，给乡亲们织土布。在那个年代，农村人都是靠自家纺纱，请“机匠”织布解决穿衣问题。那时，“洋布”城里才有得买，农村穷苦人家尤其穿不起洋布衣，只有个别的富裕人家才有钱进城里扯洋布做衣服。

1950年湖南和平解放时，我们家由于人口多拥有的土地少，土改时划阶级成份自然是贫农。父亲有点文化，又是贫农阶级成份，加上他为人直爽，待人忠厚，工作积极，所以成了当地的“土改根子”，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村干部。

我的母亲也是贫苦人家的女儿，外婆家在本县百碌桥乡的八斗丘村。由于外婆的姐姐（我的姨外婆）与我爷爷是本村人，对爷爷比较了解，后来姨外婆热心做媒成就了我父母的亲事。

“男怕三口吃，女怕三口穿”是真实反映当时农民生活境况的流行语，解放初期我家有八口人吃饭，生活自然很一般。虽然“土改”时分得了几亩地，一家人也从不偷懒，还是只能勉强度日。但爷爷总是乐呵呵的，在他心里，有人就有一切，儿孙满堂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矢志追求的最大梦想。

我的父辈们虽然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要多一些，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改变，他们的想法也和上一辈的老人差不了太多，尽管“儿多母苦”在那时已经是不争的实事，他们还是为家里人丁兴旺而欢喜。村子里生七八个儿女的不在少数，同村相邻的人家比着劲儿生，最多的有十多个呢！在他们看来，生儿育女似乎是在尽“天责”，小孩投胎来到自家是命里注定的天意，因此，再苦再累父母们也没有怨言。

听村上的老人讲，解放前我们那里经常闹“天花”，生下来的孩子好多都因为天花病而夭折了。我们家就曾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先后夭折。我小时候，还可以经常看到有的人脸上有“麻子”，据说那就是由于得了天花病幸存下来的印记。

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开始为小孩子“种牛痘”，所以后来出生的人得天花病的已经不多，“麻子”在今天自然就已经很少看到了，即使偶尔看到一个也一定是老年人。这说明时代的不同才是人丁兴旺的主因。

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带来了人丁兴旺，但没有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当时政府的口号是“人多力量大”，并没有意识到盲目生育的严重后果，这就使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得特别多。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致使全国人口迅速膨胀，经济发展却跟不上，这也注定了我们这一代解放初期出生的人成长中命运多磨的必然结果。

只有当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了科学的认知，才不会陷入对“天意”的盲从，才会有意识地控制人类自身的发展，并完整的认识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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