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带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

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如今的“群专部”叫做“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做“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

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

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惟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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