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3日，螺城解放了。国民党军队一早就退出城去，街上已不见一兵一卒。那时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传很多，有说他们象“封神榜”里的人物，神通广大；有说他们凶神恶煞，不近人情。那天，我和几位小朋友一直扒在屋顶上，注视着公路上的行人，想看看解放军究竟是啥样的，可惜到傍晚还看不到有什么动静，却听说游击队早已进城接管了县政府，说他们穿着普通人的衣裳，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只在腰间插一支挂红布条的短枪。

　　虽然没有“看”到解放，但觉得整个县城的气氛变了，到处充满生机。人们象是从黑黝黝的地洞里走到阳光明媚的天底下，感到明亮和舒畅，可以扬眉吐气，高声说笑。走在路上不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到街上去可以看到文工队在街头表演节目，或是一队穿着红黄服装的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在迎送什么。对孩子来说，这都是新奇和激动人心的。大人们都说解放了，人人平等，不许再有压迫和剥削。大家兴高彩烈地大声议论着，传递一些新名词。各种民间组织：农协会、妇女会、青年会、民兵、儿童团的牌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树了起来，人们像过节一般都在忙碌着。

很快，就有人来叫我去参加儿童团。在一间原来属于保长的大房子里，聚集着几十个高矮不一的孩子，或坐或站排成几列。一个被称为团长的小青年，给大家讲了解放区儿童团抓特务打坏蛋的故事。有一天，他突然分配我跟另一位儿童团员，每天要在我家屋后的小路上站岗查“路条”。那时社会上治安混乱，“土匪”乘机抢劫，十分猖獗，进城要凭区政府开的介绍信，称为“路条”。我家屋后的小路是进城的一条通道。当时，我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和信任。就这么一句话，我俩立即当作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任务来执行，一刻也不敢怠慢。每天清晨一起床就拿着红樱枪，挂上红袖章跑出去，笔挺笔挺地站在路口，对每一位过往路人严肃认真地问一声，“同志！你有‘路条’吗？”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路条”的人。当时是那么认真，小小年纪，心中只有国家，只有“革命”，丝毫没有考虑后来常被提起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六亲不认，只认“路条”。

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被我们挡住了。他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悻悻地返回原路去。当再次看到他带来了“路条”，我们竟感激地对他道起谢来，我想这是对他和对自己的共同赞美吧！此外，儿童团还不时搞宣传演出。在自家院子里我们搭了个小小台面，模仿着从大戏台上学来的节目，内容都是关于“抓特务”的，演得“轰轰烈烈”，曾吸引过不少小观众，连大人有时也兴致盎然地站着观看。

　　1952年秋，我小学毕业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螺城一中。我的学业成绩是从小学四年级起，才脱颖而出。当时多亏一位新来的国语老师，他矮敦敦的身材，一说话就逗人乐，象一位相声演员。第一堂课，我就被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幽默恢谐的表情吸引住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下课后感到浑身肌肉又酸又疼，脖子扭不动了，好一阵才舒展过来。这位国语老师不但书教得好，还善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竞赛。我的好胜心得到充分发挥，对学习开始有了兴趣，那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一下跃居班上第七位，到小学毕业时已是名列全校第一。

在学习上我从不感到困难和紧张，对演算类的题目，我只要分析一下“已知”和“未知”，再想想解题的方法和步骤，几乎就了然于心，不用动笔去做，只对毫无把握的题目，才去演算以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我的数学和物理科成绩曾有过全学期总评一百分的记录。平时我往往比同学少花一半时间就完成课业，更多时间是在图书馆和运动场上度过。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上学，父母早已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恨不得通通塞进他的脑子里，反而不上图书馆了。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想看书就得借，而借来的书比自己买的，还能更有效地读完它。

记得第一本看的书是《李有才的板话》，是小学语文老师介绍的，因为课本中读到有关的章节，老师要求我们去借来看一看。从此我有了一张《借书证》，开始走进图书馆里去。我是图书馆的常客，管理员对我特别友好，常让我进到别人进不去的书库里，自己挑选图书。那时尽是借一些童话、寓言、神话和描写少年英雄这类的儿童读物。上到初中，开始看长篇，也看古典文学。这时期的读书，纯粹为了解故事情节，满足好奇心，是不求甚解的，读完之后，并无多大进益。

此外在体育方面，我年纪小，在低龄组占有优势，跳高，百米连续几届校运会都获得该组的第一名，连体育老师也对我倍加爱护。我还是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班级学习委员。在我面前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一片美好，差不多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会对我另眼看待。这样的后果当然很糟，使我在家里的“老大”地位又得到巩固和发挥，只习惯受到赞扬，不愿听到批评，总想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卖弄小聪明，也不管是在怎样的场合。终于有一次导致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待续）

本章已完结，下一章内容更精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