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级，离大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数理化基础好，报考理工科是无疑的。我的理想是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我尤其喜欢化学，它简直象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变幻莫测，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经读了不少化学专业方面的书，还在学校化学兴趣小组里成功地做过几次实验。

我的化学老师陈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师。她终身未嫁，一心一意献给她钟爱的化学教学事业。她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提问学生的方式就十分特别，总是按学生座位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今天问几位，下一堂课接下去再问几位，使你有了思想准备，会更积极去复习功课。不够，有时她也会突然变个花样，从最后一位倒着数提问，或从中间某位开始，再顺着号或倒着号提问。遇到答不上来的同学，她不是接着去提问另一位，而是停在那里，一直启发到你有了正确的答案为止。课堂上既不显得紧张又十分有趣，还能激发其他同学一起思考。因此同学们都是自觉地提前复习好功课，好在课堂上应付自如。也许是因为她，我才最终选择了化学专业。就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她被调到一所大学去任教了。

大学是神圣的，是决定一个人终身事业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离不开它。那时更是踌躇满志地期待着走进去的一天，满有把握地准备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标迈进，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以我的成绩，觉得毫无悬念。

　　然而，现实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条艰难坎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道，令我遍体鳞伤，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转折点就起因于当年的一场政治运动。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提出，曾经使当年文艺界出现过少有的繁荣。人们带着解放初那股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继续寄于极大的热情，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推陈出新，创建未来。但由于许多肺腑之言切中时弊，一些创新有损形象，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场不可避免的反击开始了。《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论文章。1957年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拉开反右斗争的序幕。后来又被严重地扩大化。

乌云密布的天空，随即给人带来不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更是以“善于破坏一切”的姿态把一片生机盎然，正在争妍斗艳的百花，瞬间打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只见可怜的**飘散在泥土里任人恣意践踏。一个出尽风头的艺术家顿时成为垂头丧气，被人吆喝着的“四类分子”；一个才华横溢，经常出入社交场所，“红”极一时的青年干部刹时跌落下来，滚到泥坑边去挖粪土，跟那些“坏分子”呆在一起；一个聪明过人的大学优等生被打成“右派”后，成了疯子，流浪在街头，被一群无知孩子追赶着，戏弄着。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这，到底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中学生，当时还很不理解，只是感到可怕。

　　一天，“当当当，当当当”……急躁的钟声惊恐地响彻校园上空。同学们停下手中的功课赶到操场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于演讲的洪老师被人连推带拖地架到台上去。几年前他在那里精神抖擞、幽默风趣地给大家讲《我的儿子》。那天却狼狈不堪地站在一边，在宣布他为“右派”之后，立即被捆绑起来，被永远带出校园。听说仅仅为了他在会上说过几句逆耳的话，竟遭到如此严厉打击。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不等于是对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我开始感到周围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但毕竟这是社会上的事，是长辈们遇到的，跟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又错了，紧接着在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当中，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延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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