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套华而不实的官僚口吻，舒小曼已经没有任何再听下去的兴趣，就算是这话背后的涵义，舒小曼也不屑一顾。她早就想离开付柏，他们结婚七年，一直都还没有孩子，经过医院的检查，问题出在付柏那边。舒小曼是付柏的第二任妻子。付柏37岁的时候迎娶了23岁的舒小曼，是典型的老牛吃嫩草。付柏36岁的时候，他的前妻死于白血病，同年他从监区书记升任副监狱长，是典型的升官发财死老婆。

付柏的话发言才刚刚进入热声运动阶段，舒小曼就起身离开了座位，走出了会场。她无法接受胡丽明目张胆的挑衅，更无法接受付柏厚脸无耻的教唆。她早已厌倦了这样的鸡肋生活。她甚至开始向往她在监管区里那个独立的办公室。她不怕被付柏囚禁，只怕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今年她三十岁了，除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想离开付柏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付柏与胡丽的通奸的事就像是一只肆无忌惮的乌鸦撞到了舒小曼愤怒的枪口上。她要借这件事来到达自己离婚的目的。

在付柏的威权面前，舒小曼的固执似乎显得有些徒劳。但威权总是喜欢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人们或臣服或歌颂威权的拥有者而滋养那种精神上的快感。付柏的威权虽然猛如火焰，但遇到了舒小曼这汪固执的清泉，却不得不消停了下来，但消停的代价是舒小曼的独立办公室的门边的外墙上装上了一部专门监督上班有没有迟到的打卡机，办公室的门上加装了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由一名年轻的干部保管，每天早上八点，舒小曼进入办公室以后，这名负责锁门的年轻干部就会从外面把门锁上。中午12点把门打开，下午两点舒小曼进去后又把门锁上，一直到五点半再把门打开。这样的制度不厌其烦地运行了一个星期。这名叫小张的年轻干部在这个星期里，关开门的时间还算准时，倒是舒小曼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因为小张所有工作就是专门为她开门关门，接送她进出监管区。美其名曰——保护她的人身安全。这样的大费周章本来就是中国政治的特色，且不管小张一年领着纳税人几万块的薪水，单从年轻人进步的角度，这简直就是**。可小张不会这么想，他常常对舒小曼说：“舒科长，你别牵挂我的前途，把您伺候好了，我的前途也就有希望了。就因为小张的这句话，舒小曼再也没有主动和小张说过话，她在心里和小张不知不觉化清了界限。她有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思想倾向，让她经常在办公室里歇斯底里的乱吼。好在电脑里有些音乐舒缓了她的情绪，，有些肥皂剧消磨了她的时光。

以前舒小曼进去上班以后，小张是要坐在她的办公室的门口守着的，有一次舒小曼情绪不佳，隔着门上的玻璃对他吼道：“你给我滚开，我不是囚犯，用不着你守着。”从此之后门口就再也看不见小张的身影，这让舒小曼觉得她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了效果。她决定和付柏打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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