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我毕业于北方一座三流城市的三流学校，学的还是曾经是大热门，现如今是老大难的法学。班里三十个学生，除了有几个祖上冒了青烟的考上了或三流或二流学校的研究生外，还有几个家里面有些背景的，通过考试或者象征性地通过的考试进入了机关

或者事业单位，当然了，还有两个考上了村官，其余的，都像我一样，随便找一份与专业不大相关或者根本不相关的工作，毕竟毕业了，不好再向家里要钱，得养活自个儿了。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稀里糊涂地与一家保险公司签了三方协议。先声明，不是名声在外的卖保险的营销员或者客户经理，而是一名省级分公司的内勤，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的岗位不是法务岗，而是IT岗。虽然保险行业的形象和声誉有待改善，但相对于我的难兄难妹们，我的工作还算是体面的，毕竟是能解决省城户口的省城企业，并且是总部在首都的金融企业。以至于签三方协议时，他们都问我为啥我这样的草根出身的草包能进这家公司，我只好耸动双肩作无奈状，然后讨打地说：“你们非要问，我只能说小爷的人品好呗。”

我向来认为，人间万物本来就有三六九等，但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所在。比如我的母校，我始终认为三流学校身份虽不值得让人自豪与荣耀，但其本身并不丢人，但让我难以容忍的是就这样的学校为了出风头，瞎折腾，乱标榜。对待自己的毕业生极度地不人性化，更确切地说是苛刻，集中体现在毕业论文答辩整得煞有介事，不仅时间滞后，而且非常严格，俨然清华北大研究生答辩似的。

如果说毕业生是学校的或优或劣的产品，苛刻的论文答辩绝对不会使产品由劣变优。其直接后果就是我还有像我这样本身就是三流学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待定，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多的无用功去修改、完善，方能顺利毕业，以彰显学校之严格、教师之高明。等我修改完善论文，二次答辩之后已是六月初了。在学校跟狐朋狗友度过极度颓废的两天校园生活后，我毅然决然地回老家了，因为家里要夏收了。

依着老爸的意思，我没有必要来回折腾，首先现在几乎都是机械化作业，省了很多人力，其次，学校在省南，老家在省北，来回既搭时间又搭金钱的，不值当的。老妈也说，马上就毕业了，工作也有着落了，在学校的日子不多了，跟老师同学聚聚餐、道道别啥的。家人越这么说，我回去的决心就越大。

干着笨重、踏实的农活，看着老爸渐白的双鬓、微弯的腰杆，听着老妈充满丰收喜悦的笑声——为我的工作，也为田地的收成，我觉得我这次回去值了，甚至时不时还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忙完夏收、种完玉米，浇完农田，在家好好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为了能在家多待几天，我决定直接回单位报到上班，学校里七七八八的手续和东西就交给哥们打理了。

从我家的小县城到省城，有两条选择，一是先坐汽车到市里，然后坐火车到省城，一是坐长途大巴直接到省城，而长途大巴也有两种，一是白天正常的班车，二是夜里的加班车，说是晚上八点发车，凌晨两点到，据说可以在车上睡到天亮。白天坐车太无聊，夜车不仅便宜，还能在家多待一个白天，就是夜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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