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星期五，佩芬休息，我一早走了。临走前，进了车库，心里不踏实，我返回卧室，关照佩芬做长远打算，只要这扇门开着，我们准备充分一点，总能获得机会。

她已经起来了，正在铺床，吧哒吧哒地用手拍打床单上的灰尘，朝我看了看，没有答话。她的眼圈有点黑，目光迟钝，好像还没有睡醒。

我回车库去的时候，吧哒吧哒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而且越来越清脆，就像气球爆裂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这种声音一直到我上了路才休止。

平时，车下山转上高速公路，一贯畅通无阻，到学校不需要20分钟。今天却出现了堵车，我心中一惊，眼冒金星，冥冥中感到一种不好的预兆，赶快踩了刹车，把眼睛闭上。

警车从遥远的地方拉着呜啦呜啦的警报开过来，不一会儿刺眼的红灯和噪声从身旁呼啸而过。原来是前面出了车祸。

汽车像蜗牛似地爬行，停停走走。我的右脚掌一直搭在刹车上，好像踩着我的命运。这个时候最怕走神，一不小心，不是自己撞出去就是别人撞上来。我竭力不去想佩芬的事情。唉，车速这么慢，到底要开多久才能到学校呢？迟到事小，万一佩芬来电话要去面谈怎么办呢？如果泰德传来坏消息怎么办？唉，越不想越要想。这段路好像永远走不完。

左边有辆车强行**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对于这种人，要在平常应该伸出中指来发泄愤怒，在车祸面前逞什么能呢？明显犯规！此刻我却连白他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唉，我干吗踩刹车呢？何不干脆让他撞着了，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苦恼，该多好？正在这时，对面开来了几辆救护车，警报响彻云霄，把我吓得一阵哆嗦，好像躺在救护**的人就是我。我睁大眼睛往前看，前面的车好像放大了好几倍，如墙一般挡住了我的视线。紧接着我感到头晕目眩，只能糊里糊涂地跟在那大车后面，不知道跟了多久，才到了我的出口。

进实验室的时候已经过了10点。我没来得及解释迟到的原因，新来的妮可小姐主动和我打招呼，并说你太太有电话来，让你马上打回去。

这个洋妞平时和我挺热和的，一天到晚把"亲爱的"挂在嘴上，动不动要拥抱一下，而且身体贴得特别紧，两个肥大的***常常压得我透不出气来。今天妮可的神情有点不对，眼睛里的笑意消失了，说完就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是不是佩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坏消息呢？我想。

我太太？我走过去，站在妮可的背后，双手撑在椅子背上说道，我哪里有什么太太呀？我配吗？

这是真话，我在办公室基本不谈我的私事，有什么好谈的呢？我活得那么潦倒，配有太太吗？妮可刚来不久，对我一点不了解。

给佩芬拨电话以后，我故意把声音调高，而且用英语和她对话。佩芬的爷爷是外语老师，她从小跟着学英文，口语不比我差。

我说，请问小姐，你是否刚才打电话找我？

佩芬笑了，也用英语说，是我，先生，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好消息？

是的，好消息。任先生，你太太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明天要去INTERVIEW。

然后，她用英语从头到尾地讲了泰德回电的故事。我相信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耳朵在倾听我和一个讲英文太太的对话。

泰德从葛莱西雅那里得知，保姆人选很多，但是还没有定下来。报纸上的广告不是她的，但是，她知道那户人家，是一起去中国领养女婴的八个家庭之一。男的是当地很知名的房地产商，来自台湾的华人。

佩芬显然不愿意到中国人家去当保姆。她把申请绿卡的情况如实告诉了泰德，泰德说，一定要有一个中国女婴吗？我能帮助你申请吗？

佩芬笑着说，我一个星期为你干一天活，恐怕没有申请绿卡的资格。

泰德说，需要干几天才行呢？你帮我们办公室打扫卫生行吗？

佩芬说，没有绿卡不能到办公室干活。

任平，你知道泰德怎么说吗？他说，呵呵，他说，哈哈哈哈，……他说了一句废话。泰德说，你为什么没有绿卡呀？

我听得大声笑了起来，说道，那个泰德也太可爱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妮可笑了，其他人也笑了。

我想像着电话那一边的佩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真是难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

我问她，那么明天到哪里去面谈呢？

去葛莱西雅家。泰德说，先做了保姆再说，绿卡的事情他再想想办法。

我说，没有绿卡，你愿意去吗？

去了再说么！如果我做得好，应该有申请绿卡的希望。

我说，你真的愿意给人家带孩子？

她说，没有问题。

挂了电话，实验室里的同事们个个如释重负，回过脸来看着我。我笑着说，没事没事。有人要帮助我申请绿卡。大家都对我表示祝贺。

坐下来，我突然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佩芬说英文的时候谈笑风生，好像换了一个人！真奇怪！

上午很快地过去了。午餐的时候，我故意邀请妮可去餐厅吃沙拉。说不出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佩芬的电话，那场心情开朗的对话，无望之中的希望，我感到轻松了许多？现在想来，我对佩芬还是很在乎的，她的喜怒哀乐着实影响着我的情绪。

妮可在减肥，活得像羊一样，只吃蔬菜，不碰荤腥。其实她并不很胖，中等身材，金头发亮亮地顺着肩膀滑下来，蓝眼睛如一泓清水，能见到底。这是我第一次请她吃饭，显然她很高兴。餐厅离实验室不远，大约走十分钟就到了。

一出大门，妮可就问起关于绿卡的事情。她说她出生在美国，不知道绿卡是怎么回事。唉，简直和泰德一样幼稚。

我给她解释了以后，她问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不明白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要来美国吃苦？在她的心里，中国作为我的出生地，应该像任何人一样充满着难分难舍的感情，就像她对美国的感情。

从道理上来说，我觉得妮可没有错。能说我们来美国留学的人对出生地没有感情吗？当然不是。对于我来说，只要做梦，梦见的都是过去在中国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靠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楚？尤其是在异乡的土地上遭受了挫折以后，这种感情更变得复杂无比。

妮可好像看出了我的忧愁，一下子变得懂事了。她不再追问，而且向我抱歉说自己问错了问题。

我说，不是你的错，是历史的悲剧不幸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命运。

她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漂亮的睫毛扬了又扬，没有吭声。

我知道自己在对牛弹琴，怎么解释妮可也是听不懂的。我转移话题，谈我们的实验，说着说着居然来了灵感。我们交流得很愉快。

下午的测试做得很顺利，本来老板来电话说明天应该加班，我却提前做完了。去喝咖啡的时候，我给佩芬挂了电话，叫她花点钱去买一件时髦点的衣服，最好把头发也修理一下，明天给人家一个好印象。佩芬答应了。我怕她应付我，下班路上特意到百货商场兜了一圈，看看橱窗上挂的，游客身上穿的，万一她拿不定主意，可以给她当参谋。

回到家，车刚停，屋里飞出了一个陌生人。我的天呀，这是我的老婆吗？除了那张脸我能认出来，其他的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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