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大概是三四岁吧，母亲又生了个小弟，便顾不上我了。三姐出嫁不久，尚无小孩。我便被父母扔在三姐家寄养。

三姐对我很疼爱，经常买些好吃的零食哄我，叫我听话，别闹着回家。

三姐夫很粗野，常因鸡毛蒜皮小事跟三姐吵架，有时甚至对三姐大打出手。那时，我非常憎恨三姐夫，根本不愿看到他。我一直弄不明白，三姐哪儿不好？她整天忙里忙外，待人也和和气气，庄亲庄邻，谁不夸三姐，为何三姐夫老是给她气受？要是没有三姐夫，三姐一定会过得更好些，——我想。

可是，三姐听到我这些想法时，总是苦笑笑，说我是个傻丫头。

待到七八岁时，我便被母亲接回家中。

接回家干什么？带弟弟。

那时弟弟也四五岁了，长得很胖，只是腿有点弯，我就叫他“老弯腿”。他小，不懂事，当然不知道老弯腿的含义。我喊他，他就笑嘻嘻地答应，憨态可掬。

我那时不懂得讲卫生，身上很脏。鼻子上整天挂着“面条儿”，“面条儿”长得挂不住了，便用衣袖一抹一擦。鼻涕没有了，两腮却涂了一层。灰尘再往上一落，黑黑乎乎、斑斑点点的两腮，像是飞来的两只黑蝴蝶，只是这蝴蝶天天呆在脸上，不愿飞走。于是哥哥和弟弟们便送我一个“雅号”：“菜花蝴蝶嘴”！后来，我一跟弟弟吵架，弟弟就喊：“菜花蝴蝶嘴！菜花蝴蝶嘴——”

我十岁才有幸上小学一年级。刚上学时，整天逃学。同学们都那么小，我一个人又高又大，在班里实在丑，当然蹲不住。母亲经常找我，逼我，喊我，说我，送我上学。父亲倒是让我。不过，他不是娇惯我，也不是纵容我，实则是看不起我。他认为女孩上学没有用，早晚是人家人，白替人家培养，不如留在家里多做些农活，多拾点干草，多挖点野菜，多拣点庄稼才是正事儿。

我家人口多，同父异母姐弟十个，我排行第九，俗称“小九丫”。大姐、二姐、三姐已出嫁；大哥、二哥也娶妻生子，另起炉灶；三哥等着订亲；四哥忙着对象；五哥、我和小弟上学。父母都是农民，家里除种点地，别的没什么收入，生活相当拮据。所以，老父亲成天眉头拧成疙瘩，见到我们三个上学的就唠叨：“上也没用，还不如一个个都下来干活。你看人家的孩子，叫上学也不上，我家倒好，叫谁下来干活谁不下来，都是懒种！”

那时，我们三个吃闲饭的都怕父亲。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能躲则躲，能逃就逃，逃不脱就忙着找活干，生怕站着被骂。

母亲从不打骂我们。我们调皮得实在惹她烦时，她才拿起一根小棍象征性地吓唬一下。我们一跑，她棍也就扔了，吃饭时，还得到处喊我们吃饭。

正当我对学校、对学习、对同学感兴趣的时候，父亲却把我从学校里拉了出来，毫不留情地扼杀了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求学时光。

老父重男轻女。三个吃闲饭的，拉下来的只有我这个“小九丫”。五哥和小弟很幸运，仍在学校读书。我真怨恨上帝，我也真想找上帝算账！为何让我是个丫头而不是个小子？又为何让我托生在一个贫困的人家，让我连学都上不起？我也真抱怨父母，既然养不活我，又为何生我，还不如小时把我送给人家，说不定我在人家能上学，能有新衣服穿。

应该上学的，我却不能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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