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街上偶尔零星的鞭炮声，预示着新年越来越近。

我们渴盼的心情也越来也越来越浓，因为我们可以穿新衣，放鞭炮，走亲戚，有压岁钱，还有白面馍、白面水饺和菜肴吃。而且我们又长大了一岁，变得越来越懂事。这就是我们对新年的全部期盼。

父亲和母亲开始忙碌起来。

父亲那个时候的工资是每月5块多钱。需要忙着折腾一些富余的玉米什么的，赶早集去卖，卖了粮食换钱买回年货。我们还不能跟着父亲去赶集，只有到了年根儿，那个集市离我们最近，父亲才带我们去。

每到傍晚的时候，母亲会让姐姐在家看门儿，然后领着我去村头，瞭望父亲赶集要回来的路（不好意思，写到这里，我眼眶里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容我一会儿再写）……

远处一个个推车的身影过来，是村子里或邻村的大叔大爷的，母亲打招呼询问父亲，有的说见过，有的说没见。我跺着冻僵的双脚，抬头看着母亲焦急的脸庞。

终于，老远处传来嘹亮的歌声，母亲怔了怔神，脸上轻松起来。我知道，是父亲回来了，还是满载而归。因为我知道，四围八庄，没有人比我的父亲唱得歌声更动听，没有人比我的父亲嗓音更洪亮。

回到家里，母亲一边嗔怪父亲的磨蹭，一边帮着卸车子。我和姐姐也帮着能帮的忙。

父亲给姐姐拿出新买的头巾和红头绳，给我的是几本小画书和一顶崭新的绿军帽。

父亲笑呵呵地坐在凳子上喝口水看着我们：姐姐在对着镜子扎方巾，我在睁大眼睛翻着新画书，母亲则在一边仔细地收拾东西，并且嘟囔着盘算着每件物品的价钱。

我对于现代人的婚姻和家庭的状态，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去了解，后来放弃了，但是我在后面可能会说到很多这些话题，因为婚姻问题，可能纠结了现代人复杂的情结和说不清的感受，所以值得我们去探讨。

父亲在乡人的眼里是个高材生，虽然很不得志，但是赢得很多人的尊重。而我的母亲，在娘家排行是老大，为了下边的弟弟妹妹能上学，她自己一年的学都没上，一个字不认识。母亲跟父亲是经媒人介绍，认识并结的婚。他们有过很多磕磕绊绊，有时也吵架斗气。我那个时候很不理解，再到年长一些的时候，我把他们的吵架归结为没有共同语言，也可能最终是我错了。我相信母亲不认识爱情这两个字，也不懂什么意思。父亲也不可能从文化知识的角度来跟她沟通。但是我确信，我的父亲明白相濡以沫的道理，没有看不起母亲；而母亲，肯定知道相敬如宾、从一而终的道理，并且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他们对婚姻的这种理解，到现在，在他们越来越老的时候，体现得越来越深刻。我也坚信，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父母们，都是这种情况。

因而我又想到，现在的我们，爱情说辞的华丽，和内心虚伪的标准，动辄是快餐式的爱情消费，再不就是物质至上的对等交换，离婚率的攀升，伤心人的靡靡之语，我们真的该从上一代人身上吸取这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轻率地嘲笑他们对爱情的无知和匮乏，来思索我们的生活，正视自己，而不是无病**。你敢说我们的父母没有爱情吗？

通常这个时候，母亲是要比父亲忙碌许多的。

首先要蒸白馍。白馍只有过年的时候或是有娶媳妇家的才吃得上，平时吃得都是掺粗粮的。蒸白馍的同时还要顺带捏几个喜鹊类的玩意儿，用红豆当做眼睛，这个东西是要放在粮仓里，压粮仓的，意思是期待明年还是个丰收年。还要蒸年糕，糖包，三角的。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母亲烙火烧。把面和好后，中间加进红糖，然后按在刻有“富贵有余”的图案的模子里，印上图案，放在鏊子上，点火，烙熟。

这些没到过年是舍不得吃的，母亲偶尔会在做饭的时候，热上几个白馍或是极少的年糕或是火烧，掰开分着吃。其余的是要过年走亲戚带的，或者来客人的时候吃。

母亲还要抽出时间给我们买来做新衣的布料，令我们去裁缝家里量尺寸。那个时刻，就比较期盼，期盼穿新衣的那一天，一年也就添那么一套新衣服，平常压箱子底，只有走亲戚或是重大场合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年三十上午，父亲的任务就是买最后用的物品，父亲推出他那辆从包村干部那里买来的“飞鸽”牌二手自行车，带着我去赶最后一次年集。

父亲带我去买鞭炮，祭祀用的黄纸，还有香，还有写对联用的大红纸，最后去挑了几张年画，给我买了把新的灯笼。

集市上人拥挤不堪，鞭市上空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人们对于生活的满足和希望，全都洋溢在充满笑意的脸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互相大声打着招呼，客套着，祝福着。调皮的孩子，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全然不顾及大人们带着笑的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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