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之毙命，鸦发哀鸣；人之归天，无叹无悯。造反派逼死一个他们眼中的“坏人”，比打落一只鸟还看得轻薄。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开一场别出心裁的批斗死者会。

周萍死后的第二天中午，一个巡道工人发自内心的善良，用一床草席将她的残骸掩盖，然后又叫上几位工人，用一块门板将这残缺的遗体抬到一个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工人们向关“司令”请示怎样掩埋，葬到哪里。关“司令”却冷笑着用冰冷的语气说：“这种里通外国的特务，地道的反革命家属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她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我们还要对尸体继续开批斗大会！”批斗死者？见所未见，在关“司令”这里要出文革新闻了。文革十年，真是怪事多多，难以想像。

在关“司令”的布置下，一场对死人的批斗会真的展开了。许多工人于心不忍，强忍着泪水参加，发言的只有关“司令”的几个死党。在呼喊口号时，人们是有气无力，工人们个个都在心里发问：人死了，还开批斗会，这到底是怎么啦？难道周萍真的是死有余辜吗？她的罪恶究竟在那里？她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开完批斗大会后，有一位老工人提出怎样安葬这位死者。有人说，应该把她葬在家乡的坟地里，而关“司令”却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们以为她是什么人？她是好人吗？她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黑五类”，“牛鬼蛇神”，按理应该死无葬身之地！现在我们同情她，也不能把她和正直善良的已故村民葬在一起呀，要葬就葬在埋地富反坏的那个乱草岗上去！”

关“司令”的话真如土“皇帝”的圣旨，几个造反派在“司令”的指挥下，也是无可奈何地背起铲子，在那个专埋“坏人”的乱草冈上挖了一个洞穴，将周萍的残骸用草席裹着推入坑内，再用黄土掩埋，只堆了一个小小的土丘，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更没有墓碑。就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正直善良的女性，因为一封信而被打成“特务”，“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一个土“司令”逼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死后还不放过她，埋葬于乱岗之下，永远结束了她年仅36岁的生命！

周萍的卧轨自杀，在家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心灵“地震”。周萍的丈夫丁森当时正关在造反派管制的监牢中，当时这种不属于政法机关管辖的黑监狱，叫做“牛棚”，当他听到妻子卧轨自杀的消息，差点疯了。因为他的妻子是与他同在法国留过学的同学，又是恋人，他们一同在法国巴黎进修深造，又是一同怀着爱国之心回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她曾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为铁路建设挥洒过热血与汗水。可是，终生为铁路奉献心血的周萍却又死在铁路上，作为丈夫的丁森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她爱铁路爱错了？为什么爱铁路又被铁路所毁了呢？

周萍的父亲和母亲当年都是退了休的国家技术干部，因为祖辈曾是清朝官吏，而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监督改造。听到女儿周萍卧轨的消息，也急得神经错乱，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只有周萍的三个哥哥相对平静。一个哥哥在抗美援朝时去了朝鲜打仗，后来，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另外两个兄弟那时仍在国外，他们在那里避免了类似周萍这样的劫难，相安无事。但是她兄弟在国外给她的一封信却造成了她的万劫之灾。周萍真是太不幸了！

现在说说一封信的事。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周萍的哥哥周澜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叫她离开中国到法国去，因为那时周澜作为华侨已经留居巴黎，他为妹妹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也是当铁路建设工程师，而工资是当事国内工资的30倍，也许当时国内的风声已经传到巴黎，说中国要搞一场大运动了，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斗争对象。这封信周萍根本就没有收到。因为那时对海外关系查得非常严格，凡是海外给国内私人的信件都要通过海关检查，那封信被无理拆封后，又转到了淡南铁路局公安处，于是这封信就成了周萍“里通外国”的罪证。其实，周萍在那时正一心扑在国内的铁路建设上，她根本没有出国的意向，她也根本没有给在法国的哥哥写过信，至于国内的政治风声她比哥哥更迟鈍，她根本就没有去想那些事。到了文革初期，公安处把那封信拿出来，周萍可就惨了，她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职务，又停止了她的总工程师的工作，下放到铁路工区当一般工人，她那时完全搞懵了，到底自己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一夜之间她就从“总工”下降到工人？为什么要把她下放到基层？并且由一个素质很低的造反派司令管制了起来？从此周萍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洋奴才”，“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再加上她丈夫丁森说过一句“毛**是人不是神”的话而被打成“反革命”，她则成了地道的“反革命”家属，另外，由于周萍一贯的倔强性格和对关“司令”的轻蔑，造成了她的不幸遭遇，最终被逼上了卧轨自杀的道路。

周萍死了，丈夫丁森又被关进了“牛棚”，撂下仅三岁的女儿雪妮怎么办呢？这个可怜的失去母爱又缺乏父爱的小家伙，她的生命将面临着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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