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重庆一个做药品批发的朋友问弘坤能否搞到“木帖灵”？说甘肃那边有人找他要货。弘坤想了半天，才记起和“木帖灵”的老总木余精曾有过一面之缘。在弘坤的印象中，“木帖灵”没有任何知名度，属非药准字号产品，生产它的药厂是手工作坊，药厂小得象省略号。那时的弘坤除了正儿八经地做市场外，还在鼓捣冲货，并已在冲货方面有所成就，他冲的货可以在几周之内冲遍全国。冲货的概念就是跨地区销售。譬如某个产品，A市场和B市场的代理商从厂家拿的相同的底价是2元，A市场的代理商在当地市场的出货价是8元，由于A市场的代理商在市场上下了不少功夫，该产品在A市场销售一路飘红。这时，B市场的代理商见有利可图，便把该产品从B市场冲到A市场，出货价只要6元。如果A市场的代理商为保市场降价，B市场的代理商就会降得更低。A市场的代理商因有七七八八的各种维护费用要摊销，降价有底线，不敢过度，于是B市场的经销商在价格上就永远有机可趁。冲货这种行为，轻则扰乱当地市场，重则使当地经销商血本无归，药厂虽在短期内出货量猛增，获利不菲，但长远的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因此一蹶不振。对冲货大厂家一般都严格控制，制定得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小厂家却不一定，有些甚至饮鸩止渴，有意为之，一心就想早死早投胎。在弘坤早年的印象中，甘肃偏远贫瘠，黄土漫天，母鸡都不生蛋——“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里的玉门关和阳关，都在甘肃。古代的“丝绸之路”都有经销商要“木帖灵”，证明“木帖灵”有冲货的潜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和厂家打过交道，弘坤都会找上门去说烂舌头，更何况他曾和“木帖灵”的老总有过一面之缘，他当然得联系一下木余精，也许这一联系就是：电话一响，黄金万两。但弘坤手上已没有木余精的联系方式，他的名片弘坤在几年前就把它和用过的避孕套一起扔掉了。弘坤灵机一动，去找了几份“医药招商报”来看，那上面正好有木余精厂里的招商电话。弘坤把电话打过去，木余精不在厂里，弘坤说他是木余精的一位多年未见面的朋友，很轻易地便从厂里要到了木余精的手机号。

“你好！请问是木余精吗？”

“我是，请问你是那位？”木余精在电话里迟疑。

“我是弘坤。2001年广交会期间我们在广州见过一面。”

“弘坤？”

“忘啦？我是黄营的朋友，以前‘信心制药’管全国OTC市场的，那个远看一朵花，近看豆腐渣的老男人。”

“哦，想起来了……”

打通木余精的电话，弘坤自报家门，木余精想起了他是谁，语气友好，却没有想象中的热情。弘坤心想以前你我在广州一起嫖过娼，调戏过良家妇女，你他妈的和我装什么大爷？但在嘴上却花言巧语地和他套近乎，说交情，三下五除二便说动了木余精，和他敲定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2001年4月中旬，广交会开幕那天，弘坤下午六点过刚在广州下飞机，便被他一个1996年就和他一起在北京做医药代表的朋友叫去喝酒。朋友叫黄营，彼时已是广告打得铺天盖地，日入中天的“99+1”制药公司的OTC华南市场大区经理，其人生正处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辉煌阶段。1996年的北京市场，全国虽有四、五千家药厂挤在那里，却都还活得滋润香艳。但到了1997年形势则大变，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在北京那个城市，药厂的品种进不了公费医疗目录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情况好一点的也是死缓。于是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药厂开始从北京大撤退。弘坤就是那时离开北京的，他被一个朋友挖去月亮市一家知名的卫生巾厂派驻四川、重庆做大区经理，和女人的大姨妈打起了交道。一年后他又离开，去了百事可乐做重庆地区经销经理，沾了一身洋气，站在“天府可乐”的尸体上当了一回汉奸，2000年初才重新杀回药界，几年间走了一个抛物线。而黄营却选择了守侯和等待，那时“99+1”制药公司还不出名，北京的公费医疗没能攻得进去，在北京也是小妈生的，被公费医疗压得喘不过气来，黄营他们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可怜巴巴。捱到1998年，黄营被“99+1”调去广东湛江市场当经理。当时在药界有句行话，说的是只要你做过北京市场，再去做全国其它任何市场都会不在话下。黄营在湛江如龙归海天地宽，似嫖哥进夜总会春色满园，在很短的时间里拿下了成打的药房、科室主任，把产品攻进了湛江大大小小的医院，医院市场很快成了摇钱树，黄营收益颇丰。不久，“99+1”董事会决定启动OTC市场，要把“难得咳”产品全部从医院市场退出，取消大包制，提高、统一供货价，“难得咳”的广告将在全国全面展开。黄营事先得到消息，迅速把“难得咳”从医院退出囤积起来。在“99+1”**如潮的广告中，黄营囤积的“难得咳”一倒手就净赚了一百万，他也从此苦尽甘来，升官发财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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