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4日，我们所在的济南军区200师接到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保卫边疆”，要抽调战斗骨干，到南疆去，要求两年以上的老兵报名。可是第二天，动员口号却变成了“支援边疆建设，保卫祖国安全”。部队搞战斗动员有很经验，在政工人员的鼓动下，一些战士开始咬破指头，写血书，一时间，整个营区豪气冲天，血腥弥漫（因为都在咬指头，写血书）。这个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那些最有可能留下的老兵，血书写得最多、最大，这种场面，当时确实催人奋进。今天想来，却很有味道。

1978年11月22日凌晨，我们师1400余名奔赴南疆的战斗骨干登上了闷罐列车，悄然向着南疆进发。我是其中的一员，当年才18岁，可已经是两年的老兵了。从山东南部的师部到云南前线，本来是一天两夜的路程，可这趟军列拐来拐去，竟然运行了7天7夜，军列到了昆明一个隐秘的小站，大家下车休息期间，我走到负责运行的指挥长跟前，问他这样开进究竟是为什么，他神秘地告诉我：“为了迷惑敌人。”我当即哈哈大笑，对这位年过半百的首长说：“人家越南跟苏联是一条线上的，苏联的侦查卫星天天在咱头顶上转，咱这么大的部队行动，人家一清二楚。”指挥长却说：“那是唬人的，侦察卫星，没那么神。”因为我从小爱好军事，对当时美苏两国的侦查手段略有了解，所以便给这位“首长叔叔”上起了扫盲课，谁料，他听了没几句，就冲我一瞪眼：“你是哪个团的？！再胡说八道，老子处分你！”我吓得屁滚尿流，逃了。

从昆明小站换乘了小火车，继续向南开进。越往南，亚热带的特征越明显了，我们这些北方兵看到了铁路两旁的高大木棉树和巨人般的仙人掌，不停地喊着、叫着。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来说，任何新鲜光景，都能刺激的不能自抑；越往南，战争的气氛越是逼人了，我们看到了一队队从公路开进的军用汽车，看到了沿途车站实行军管的一副副严峻面孔。熟悉军书的我清楚，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军管，个人的意志、法定的理念都将成为了一种说法和摆设。云南的小火车，到了开远一代，是双轨线，在跟我们错车时，经常看到塞满车厢的知识青年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而去，起初，我们估计这是躲避战火的国家行动，但我们只猜对了一半。到了战后我才得知，这些支边知情，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他们那时成群结队的北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到昆明、北京集体上访，争取返回城市，跟父母团聚。这些可爱的知青，可真会找机会啊！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场面，在个旧市一次错车时，有几个男女知情从车厢里伸出头来，冲着我们喊道：“喂，大军！我们走了，劳驾你们了，可不要轻敌噢，越南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的喊叫声，穿透了我的胸膛，逼近了我本能深处的一种畏惧，哦，战争真的就要来了，多么可怕的战争呀！我真的有点儿害怕。起初，我认为自己胆小，就把几个“铁杆儿”聚集到了一起，悄声问他们：“咱们就要跟越南人干起来了，都说实话，你们怕吗？”大家默不作声。是啊，这几个人不是班长，就是副班长，是要带兵打仗的，他们能回答我的愚蠢问题吗？于是，我又换了一种提问方式：“都说实话，你们谁不怕？”哈哈，大家还是闷不作声.......这时，一个外号叫“老狐狸”的副班长对我说：“你他妈的真少心眼，问他妈的这些干啥？咱们几个哥们既然凑到了这里，就他妈的立个保证，到了战场上，相互照顾着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也幸亏这次约定，不然，在“五五一”高地上，我恐怕就回不来了。以后再说。）

第二章杨得志司令员飞临前线

记得是1978年11月27日的黄昏，我们这些济南军区的老兵乘坐嘎斯卡车来到了一个云雾缭绕的山坳。在高低不平的一块空地上，我们纷纷跳下了车，并整成了四列纵队。这时，一个身材短粗的军人扎着武装带，别着难得一见的“五九式”手枪，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指着灰蒙蒙的大山喊道：“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翻过了这座大山，就是越南！从今天起，你们要分到云南省独立师的步兵团和炮兵团，跟新的战友一起，进行战前训练，等待中央军委惩罚越南侵略者的命令！”

几句话后，我们开始分兵了。分兵的原则大家肯定猜到了，基本上是步兵上步兵团，炮兵上炮兵团。但问题却来了：由于远道而来的炮兵少，独立师炮兵团负责领兵的一个干部喊开了：“我们这里的人太少了，再来几十个大个子！”一听炮团要人，一些步兵团的大个子蜂拥而去，谁不晓得，炮兵比步兵安全多了。由于我个头不高，没有去争抢。炮团那个干部一喊，本来有秩序的分兵顿时乱了起来。这当儿，最先讲话的短促军人一下子跳到了石头上，厉声骂道：“妈的！乱什么！”咳，这人还真有点子，他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朝着那些涌向炮团的大个们喊道：“立正！”然后，他又将电光上下晃了晃，威严地喊道：“看准了，电光这边的，上炮团，那边的，给我回去！”

一场骚乱就这样平息了。不过，我却多了几分担心：这样凑合起来的部队，能打胜仗吗？

当晚，我被分到了独立师三团三营八连，住进了与越南一山之隔的金平县橡胶农场。接下来，我的眼前闪现出了一连串的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主力连队，连长应该是一员威猛的战将，可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连长，却开口脸就红，说话像蚊声，简直是一个“木瓜”。跟着这样的连长打仗，谁还会有信心呢（事后我们得知，这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他原来在团里后勤当什么员，突然进入战争状态，部队急剧扩编，缺干部，他临时顶得缺）？非但如此，这个连队的主体是看押犯人的公安兵，他们善于擒拿格斗，却疏于野战训练，跟他们一起去讨伐曾经大败美国大兵的越南军队，让我们这些济南军区来的老兵忧患重重。另外，连队里一百三十多号人，可真是五湖四海啊，有南京军区的、有济南军区的、还有沈阳军区的，活脱脱的“八国联军”。仅我所在的二班，13个人，六个班长、副班长（因聚集的都是战斗骨干），汉、满、藏、拉枯和傣五个民族，大家相互不熟，语言不通。想想整训一个月就奔赴战场（原来说战前训练一个月），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打鼓。建制完成不久，大家就产生了共同的疑问：我们是主动**，何必这样急躁呢？

随着战争的逼近，一切都神奇了：

恍惚一夜之间，连长换了，来了个干练的沙连长，听说在团里当过参谋。

老部队的班长排长大部分靠边站了，换成了其它军区来的老兵，也就是说，带头冲锋陷阵的换成了有野战本领的人。

平时让人敬而远之的首长们，一下子亲切可爱了，见到了士兵主动打招呼，还主动向士兵敬烟。

战士有时冒犯了上司，他们会颠颠地向你陪笑。这在平时，早就贬你了……

战争真好！拉近了官兵关系，梳理了官僚通道，恢复了人的尊严。

临战训练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不停地飞旋着直升机，有人说：“我们济南军区的老司令员杨得志来了。上边就是他。”

起初，打死我们也不相信，因为那时杨得志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他怎么可能飞到云南来呢？很快，上述消息得到了证实：临战之前，杨得志换下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了我们西线总指挥。而且还有人告诉我们，这是邓小平亲自点得将。受命后，杨得志只提了一个条件：“给我从济南军区的老部队调二万老兵来。”

邓小平当即答应了。

呵呵，我们成了杨司令员“钦点”的兵。

杨得志真是杨得志，在形势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竟然将直升机落在了与越南隔山相望的一座山下（当时我们就把守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他一边拄着一根树棍朝山上爬，一边问陪同的一个大官（我看不出是什么官）：“越军的防御啥子程度了呀？”

“已经体系化。”那个大官答道。

登上了山头，杨得志向一个参谋要过了一架望远镜，仔细观察开了越军阵地。我当时就在他们附近，负责保卫。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对面山头上的越军正在零零散散的挖工事。观察了一阵子，杨得志收起了望远镜，沉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扯淡嘛，越军根本就没有形成防御体系！”

他又对那个大官说：“这就好办了，突袭也行，强攻也可。”

那个大官先是紧张，后来也跟着笑了：“杨司令员，走，咱们吃饭去。”

“走啥子嘛？”杨得志就地一坐，对那个大官说：“我就在这里吃，尝尝战士们的饭。”

杨司令这么一说，闹得旁边的沙连长急得挤吧开了眼，因为20万大军进驻了金平县，蔬菜供应不上，我们只能上顿罐头肉，下顿肉罐头，大家都吃腻了。当杨司令员听说了这个情况，目色严峻，对那个大官说：“告诉云南省，给我大批大批的调菜！”

那个大官为难地说：“杨司令员呀，云南省找了，一是菜不够，二是有了菜，运输跟不上。就那么一条路，拥挤不堪啊。”

这时，杨司令员又吩咐道：“杨勇同志不是代表军委当总协调吗，找他，尽快实行公路军管，与打仗无关的事情，统统靠后！”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杨得志，一点儿也不像传说中的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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