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第二天，有关领导通知叶翎即刻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所好的是，那时的人并没有什么家当，她全部的家当就是两块公家的床板，一个二斗桌，一个红凳子，两个属于自己的棕箱子及书籍和简单的被褥。茹屏和叶翎的姐姐帮她搬到一个新的居住点，一切弄好后，姐姐挥泪告别了她，踏上了西去的归途。

后来叶翎才知道，只隔了几天，通往乌市的火车已没有通车，所有的火车都让位于红卫兵大串联，普通乘客很难买到票。心急如焚、惦记二姑娘病的二姐只好冒充教师，随同红卫兵一同上车，然后再到列车长那里做检讨，办补票手续。叶翎的姐姐是一位医生，很有气质，凭着她的学识和口才，列车长相信了她。这样倒了几次车，才到了乌市。

没想到蓝芝的病已十分严重，住进了医学院治疗。由于当时各行各业都在停产闹革命，搞串联，叶翎外甥女的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于年底不幸病故。

失去这个年仅十八岁，又聪明又乖巧的爱女，叶翎的姐夫和姐姐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尤其是她的姐夫，完全疯了。他用凳子砸自己，在墙上碰撞，想一死了之。后来单位把他们送到一个疗养院调养治疗了一时期才逐渐好转。

蓝芝的病故，叶翎是在一个多月之后，二姐的大姑娘蓝珠写信告诉她的。尽管已过了一月之余，她还是流下了悲痛的泪水。长时期以来，外甥女的音容笑貌老是浮现在叶翎的面前。因为“文革”的发生，因为年轻人的单纯、无知和盲目的崇尚，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从人间消失了。

叶翎和儿子度过了困难而孤寂的日子，在苦苦地等待和盼望中，丈夫终于从西安回来了。在西安眼科医院虽经治疗，但他的右眼从此瞎了。

叶翎问：“为什么不及早去西安就诊？”

余安君说：“我走不了，人家不叫去呀。他们每天批斗我，除了参加批斗会，还要通夜写材料。“

余安君的右眼早在五十年代干部参加劳动时，被硫酸烧过，前不久，在义务劳动时，又被污物感染，造成角膜溃疡。

五月份叶翎去乌市后，他的眼病复发，越来越严重，一直在住院治疗。余安君说，医生建议他去西安治疗，但是，院里不叫他出外就诊，并强行勒令他出院接受批判。他忍着眼的疼痛，面对人身攻击，精神摧残，几次想走绝路，但撂不下叶翎和孩子，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指导性的文件下来了后，院里的领导察觉到运动偏离了方向，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才有所收敛。半个月后有关领导才允许余安君去西安看病，但是为时已经晚了。溃疡的角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医生责备他为什么不早来治疗，他有口难言。医生说只有做角膜移植才可复明，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年代，做角膜移植谈何容易。

当叶翎又问到房子如何搞的那么脏乱，他丈夫愤愤地说：“我那有心思收拾房子，我的命差点没了。”

经过沉思，叶翎想起从乌市回来在西安短暂停留时，见到以前和她关系较好的护士齐颖同志，她给她打招呼时，齐颖态度很冷淡，有点唯恐躲避不及的样子（齐颖的丈夫就是上面写的那位党委李成文秘书，是院里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当时叶翎也没有多想，以为人家有急事，今天她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

叶翎又想起，在乌市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她接连给他写了几封信才收到他寄的粮票。信封上的字迹十分潦草歪斜，开始她以为不是他的信，后经辨认，才认定是丈夫的字迹。当时叶翎只以为是他的眼睛不好的原因，并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因为收不到他的信，叶翎又给刘茹屏写信，结果也没收到她的回信。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叶翎有些后怕。她感到自己的反映太迟钝了，如果早知道的话，她一定会提前回来。虽对这场“革命”爱莫能助，但至少能给他一点安慰，一点温暖。

叶翎的丈夫余安君，十四岁离开家，十七岁参加革命后在这个单位工作到至今，他是单位培养起来的财会人员。十几年来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视工作为第一生命。

他长相英俊，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对同志诚恳，心底善良，为人处事谨小慎微，在群众中是个评价很高的同志。

一九六零年，经过四年的相恋，他和叶翎结婚了。在他看来，叶翎虽因公致残，行动不便，但她是一个端庄秀美、有思想、有主见、意志坚定的女性。婚后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特别是有了儿子后，他们的小家庭更是充满了欢乐和温馨。

余安君出身于一个母亲携带嫁妆的地主家庭（娘家给他母亲陪嫁了一顷地，没产权，只收租子）。这也是长期以来他不能提拔、不被重用的原因之一。是否提拔，是否重用，对余安君和叶翎来说，无关重要。他们认为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比什么都重要。

尽管如此，余安君对工作的态度仍是一丝不苟。从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尽职尽责的干工作的：有几次余安君病倒在办公室，是同志们把他从办公室的桌子旁抬到病房的。病情还未稳定，余安君就强行出院扑在工作上。

记得有一年，年底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眼睛都熬红了（平常加班是经常的），身体严重透支。春节放假后，他从大年初一的晚上一直睡到年初四清晨才醒来。那个年叶翎和婆婆是在他沉沉地睡眠中担惊受怕的度过的。当时叶翎想叫醒他，又不忍心叫醒他，只好默默地等待他自己醒来......

叶翎的丈夫告诉她说：“你可能还记得，有一年在锅炉房劳动时捡到一个蓝色的三角形证章，上面写着你家乡中学的名字。我出于好奇，就捡回来了。谁知有人有鼻子有眼的说那是个反动证章，逼我交出来，我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叶翎记得确实有这么回事，那个证章已磨损的不成样子，锈迹斑斑，连后面的别针都没有了。当时她没有在意，顺手扔在了桌子上，想不到这竟酿成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因这个证章，当天晚上叶翎失眠了，她仔仔细细地回味着来过她家的同志。她和余安君平常交往的同志不多，叶翎进行了一一排除法。是谁在胡说，她心里已经有了眉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像这种无须有的“罪名”，谁又能料到呢！

后来叶翎又查看了余安君在批判会上记的笔记，除了那个三角形证章的“罪行”外，大部分都是因坚持财务制度、原则，向上级反映问题的事情。

余安君这个人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出身于“沾”了母亲“光”的剥削家庭；最大的“过错”，那就是对工作太较真，太原则。他有时为了坚持财务制度简直是六亲不认，为此曾得罪了一些领导和同志。对于一些不按财务制度办事的领导，余安君尽量给领导做解释工作。有时某个领导坚持要那样办时，余安君也只好服从。不过事后他还要给上一级财务部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情楚，往往是上一级领导按他坚持的财务制度的意见去做了，免不了就把单位的有关领导得罪了。

叶翎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他说：“领导叫你咋办你就咋办嘛，不要得罪那些领导。”

余安君说：“那不行，一定要按财务制度办事才行，否则上级领导追究下来就是我的责任了。”

从运动的初期他受过整后，余安君在十年动乱期间都如惊弓之鸟，对外面的事不闻不问，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看书读报、干家务、带儿子，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心里装着天下事”。但是命运并没有放过他这个谨小慎微的人，在运动的后期，他又受到残酷的迫害，几乎险些丧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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