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农村扎根干革命的知识青年就是王树奇，他娶了我们的邻居王家的女儿做媳妇，想一身扎在农村干革命。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王树奇带领着他的弟弟、妹妹来到了我们村第十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的妹妹还小，本来没有安排她来，可这小闺女说啥也要来，那时候他刚刚上初中。据说，她能来是动用了些小手段的。在家里他奶奶说了算，奶奶不让她。你猜她想了个什么招数。她小小年纪，小脑瓜子转的特快，她诬陷她奶奶，说她奶奶骂雷锋了，具体骂啥了，也说不清，反正是骂了。这就是政治问题了，奶奶就被人叫走了。他们就打上背包到农村来了。这孩子长得挺好的，细高细高的，走路都唱着革命歌曲，好唱铁梅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和小常宝唱的什么沟要解放那段，反正是整天唱、乐呵呵的。比九队那几个知情强多了。那几个小子，偷鸡摸狗，不干什么好事。我们队（我们是五队）的呢，清一色女孩子，都住在队长家，队长家无儿无女，几个女孩子跟队长的侄女们住在一起，一起劳动，一起吃饭。

王树奇开始在青年点里住，后来和王树宝家的女儿搞上了对象，那时候那可是自由恋爱，轰轰烈烈的。当然最轰轰烈烈的应当是王树宝。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孩子妈死得早，那真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搞了这么一个对象，还是城里来的，读书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肩不能抗手不能提，风一吹就倒，那是贫下中农教育的对象，是让他们来劳动锻炼来的，是让他们来跟咱闺女搞对象的吗。要是女孩子，嫁给咱们农民算是和农民结合在一起，看看面子也许能接受了她们。王树宝还有个小才能，能掐会算，只是那时候不实行，是迷信，可他就没算出自家闺女要嫁给城里来的小白脸。王树宝拿着鞋底子追着闺女满世界跑，边跑边骂，要和闺女一刀两断，不认她是家里人。这闺女倒实在，任打任骂不吭气，总让人想起一部电影的名字《宁死不屈》（我相信好多人没看过这部电影），打够了、骂够了，王树宝被儿子拽回家去了。闺女还是向王树奇的青年点走去，只不过加速了二人感情的浓度，很快就结婚了，也就是住到一起了。王树奇在村北王宝山家东墙根下盖了间窝棚，远看比王宝山家的房子矮一半，在房子周围用玉米秸围成了个小院子，早中晚草棚上就冒起了炊烟。王树奇就开始了有人间烟火的生活。“小常宝”（她妹妹）就唱着歌来到她哥哥的家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米进了锅就熬成饭了。日子就过起来了。院子里有了孩子的哭声，笑声，蹒跚学步的身影，这就是热热闹闹的家了。王树奇他们生了一男一女，那小子眼睛可黑了，跟黑葡萄似的，眼睛大大的，水汪汪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爱呢。

王树宝慢慢地也就没办法了，承认了事实。等到王宝山老去之后，人们渐渐淡忘了当年发生的事情，只剩下羡慕王树奇一家的生活，安逸的小日子，快乐的一家人啊。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我们村所有的知青都没有回来。有的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就呆在了城里。据说，因为有人亲眼所见，王树奇当了列车长，当时（1986年）在147列车上，具体哪到哪的车也没细问过，他的媳妇在丰润车站（现在可能是唐山北站）工作，后来就不知道了。

脑海中一直记着那间矮矮的小屋、屋顶上冒出的暖暖的炊烟和院子里曾经传出的朗朗的笑声、“小常宝”的歌声。

现在他们在哪呢，我心里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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