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就病人的生命于不顾，医生的天职也正告我不应该漠视病人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已被预知的那些现在危险，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必须就我最大的努力来制止这些危险的发生，这样做也是对我心灵、对我职业的一个交待，我不想亵渎它们。想到这里，我用一个近乎严厉的口吻对胡丁主任说：

“胡主任，现在操作比较危险，让我进行操作好了！”

胡丁主任好一会儿没吭声，我就再次重复了一边上面的话时，他很生气地对我冲我吼道：

“小任！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我俩这里，这里面有埋怨的、有支持的；有嘲笑的、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也十分担心的。也许他们中更多的人在责怪我的不懂事和莽撞，但我知道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何尝不知道我的身份，论职务你是领导我是群众，轮职称你是副高我是主治，论资历你比我高六届你是师兄我是师弟，论规章制度你是主管大夫我是非主管大夫，我知道对于这个病人的治疗，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我总该还有一点建议权吧！

看着他不愿离开主刀镜的位置，我无法主导手术的步骤和安全，可我做了我该做的努力，我实在是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我能做的就只剩下这些了——目不转睛地在助手镜下密切观看他的操作。

这时，我在助手镜下看到胡丁主任正在不间断地切除剩下的肿瘤时，在肿瘤的下方我发现有一条很明显的血管跳“跳”进了视野中，当他正想用双极电凝去烧闭这根血管时，被我及时制止道：

“胡主任，这根血管不能处理，它很可能是供应脑干的一支血管，不敢处理它，你把它轻轻拨开就行了。”

“这么小的一根血管，我看烧掉没啥问题，不处理话一旦出血，麻烦就更大了！”他强力分辩道。

“把它从肿瘤壁上分开，用显微棉片保护一下就可以了。”我继续解释和指导着处理方法。

他没有理会我，顺手就把这根血管给阻断了，当然，这样来说会给夹取肿瘤组织提供更为便利的通道，但我认为这已经影响了局部脑干的供血系统，弊大于利，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就是危及病人生命的大事！他处理掉这根血管后，我很气愤，也很惶恐不安，于是，我十分生气和无奈地对他说：

“如果出问题，你要对这个病人负全责！”

“我当然负全责了！”胡丁主任得意地说。

周围的人们有些不屑和嘲弄地窃窃私语着，我不在乎这些，我只想用一种略带抗议的方式来表达我内心的担忧和不满。

病人的情况没有很快出现什么不好的变化，手术仍在“顺利”进行着，我的心绪却早已随着那根血管的被阻断而被这些说不出的东西撕扯地支离破碎了，我在默默祈祷着胡丁主任的处理是无误的，但愿我的所有担忧都是多余的。

到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个手术终于结束了，由于该病人不归我主管，我只好黯然离开了科室，在离开科室的瞬间，我听到胡丁主任和吕小民主任在给病人的妻子和陈主任谈手术情况时，显得十分的信心百倍和志得意满，我没有多说话，对于陈主任邀请吃饭也被我婉言拒绝，我只想马上离开医院，到离市区不远的北郊邙岭上去呼吸一下哪里的新鲜空气。

大概是到了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家里熟睡，突然接到了吕主任的电话，说是这个白天手术的病人情况不太好，让我来科室共同讨论一下。我急忙穿好衣服，骑上自行车就向医院飞奔。

到了科室，只见走廊里站满了病人的家属，还有几个女的在哭哭啼啼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我明白是病人快不行了。

我来到了主任办公室，里面坐着石主任、吕主任、胡副主任，还有**医师、华医生和主管病人的郭大夫，最旁边还坐着有点垂头丧气的泌尿科陈主任，大家都阴沉着脸。看我进去，陈主任的脸上使劲挤出了点笑容，急切地招呼道：

“任大夫，快坐下！看看该咋办！”

吕主任和胡丁副主任也没有了先前的趾高气扬，见我坐下，吕主任马上指示胡丁副主任：

“你把病人情况再汇报一遍！”

通过胡丁副主任的报告，我了解到病人术后到现在都意识不清，他们刚开始考虑是**过深未醒造成的，可是后来越观察越觉得不对劲，病人还出现了高烧四十多度、心率血压不稳定，强行复查了一个核磁共振，发现部分脑干出现了水肿信号，考虑是脑干缺血的早期改变。这一切都应照了自己的担心，让我十分的心痛。更让我心痛的是科室领导回避了主要矛盾所在，只告诉家人是病人肿瘤过大造成的正常的术后反应，家属也就似懂非懂地接受了科室意见。虽然我很痛心，但也只能是“亡羊补牢”了，治疗上我建议使用一点扩张脑血管的药物尼莫地平注射液和低分子右旋糖酐，希望能够使病情有所好转，他们很快就采纳了我的建议。

病人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生命体征虽然在药物的强力支持下，但还是有些危险的波动，维持到了第三天，病人的住院费已经上升到了一万八千余元，病人的妻子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病人的家属有些情绪了，带着她的三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在科室里哭哭啼啼地闹将起来了。他们这一哭闹，我的心里反而有些安慰了，我不想他们就这样被傻傻地愚弄，我也不想一个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随便消亡了。尽管我知道我也是手术的参与者，也脱不了什么干系，但我还是认为一个人能为他的过错付出一点代价是应该的，也使让那些善良没有泯灭之心能够得以安宁。

果不其然，到了第四天的早上，医务科的王科长通知我到医务科一下，我就知道有些不好的事情要落在我头上了。

到了医务科，见到了王科长，看见他一脸的不高兴，我也没有先说话，我想看看他要说什么。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你们科有个病人来告状，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告什么状，请科长明告！”我回答道。

“听说前几天你主刀做了一个听神经瘤，术后病人一直昏迷，家人不理解，就到医院告状了！”

“这个病人我知道，但我既不是主管大夫，病人一切医嘱我又都没开过，他们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呢？”我十分不解地问。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手术是不是你做的？”王科长反问我道。

“诚恳地说这个手术我参与了，但是整个的手术过程不全是我做的，如果你觉得有异议，你可以到手术室调查！再者，如果是病人告我状的话，我愿意接受事故鉴定，请上级部门来处理！”我有些生气地说道。

王海军科长见我态度比较坚决，语气就有些缓和地说：

“目前还没到那一步，既然你也参加了手术，你就有义务向病人做一些疾病发展和恶化方面的解释，帮助病人理解他们疾病的严重程度！另外，你也不要想着你没问题，是谁给病人说的这个手术只需要九千多块钱？”王科长进一步反问道。

“需要九千多元钱这事是我说的，如果这个病人手术顺利、没有出现并发症，又是我主管，术后只用一点青霉素来预防感染，再用一点止血敏来进行术后止血，我认为甚至连九千块钱都花不上！”我愤愤地说道。我想：病人入院前我谈的这些花费情况怎么会与病人现在的告状联系在一起呢？纯粹是在胡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和愤慨。

这时，只听王科长又说道：

“需要的时候你要大胆出面跟病人进行治疗方面的解释，尽量能够取得病人家属的谅解，这样，对于医院、对于科室、对于你们个人都好，明白吗！”

奥，说到了这里我终于明白了王科长的谈话目的，是有些人担心我会把真相告诉家属，就尽量把也我给牵涉进来，免得我不顾全大局，给他们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这样通过医院主管部门的权力来吓唬我！很久以后和王科长的偶然旧事重提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告诉王科长说：如果我想告诉家属实情的话，我早就告诉了，因为术后第二天病**子在泌尿科陈主任带领下就悄悄找到我询问一些术中的细节情况，以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病人术后现在这样？我告诉他们说这个问题你得问胡丁主任，他最清楚。

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家属单独和我交流过三四次，每次我都是按照科室和医院的讨论结果告诉病人家属：主要是肿瘤长得太大，造成的术后反应严重引起的。家属们根本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关手术失误细节的可靠依据，加之他们家里穷，又折腾不起来。最后，经过医院的几番调解，这场本不应该出现的“医疗事故”，以减免八千块钱住院费在术后第五天的夜里给病人匆匆办理了自动出院手续而悲凉收场。这件事情以后，每当有我给病人头部包扎绷带时侯，我就觉得那绷带不只是缠绕在了病人有伤口的头上，它往往也是缠绕在我稚嫩的心灵上，让我的心灵不得自由的舒展，工作的时间和阅历越多，这种心灵上缠绕的绷带就觉得越厚，森白森白的，令我有些窒息的感觉。我多么想离开这些我越来越熟知却又越来越感觉冰冷和压抑的工作啊！可是，由于自己对这种职业的特别挚爱和倾注，我一时又无法离开它，于是，也就只能在这里奋力前行和不屈挣扎了！

这个遭遇人为“戕害”的病人注定必将死去，我当时如果再强烈反对的话就有可能阻止住对他的这种戕害，他也就有可能会是另一个结局！但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我没有勇气这样强烈地去制止，不知者不怪，我知而不为，我知道他死在了我的懦弱里！我十分的后悔和内疚！他的死在我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我告诫自己：今后只要在手术台上我发现了有危及病人生命的一些技术操作，我将会不顾一切地去强力阻止，不管这样以后会对自己的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果，我都将不予理睬和畏缩！只要能制止住对一个生命非主观的治疗戕害，我不在乎损失什么名利和前途！

这以后，我再没有让胡丁主任参与过我的手术，也在没有让他的权力影响过我的一些治疗措施和治疗思路，我知道他也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我也知道他很讨厌和排挤我，我不把这些当回事，只要在我这里治疗和手术的病人能够快快乐乐地康复，就是我的最大快乐和所得！我就经常地这样自我安慰着，也就经常地这样心情愉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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