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忙碌碌中日子总是过得飞快，时间已经进入了一九九七年，这期间，我也结婚生子，诚恳踏实的工作作风也得到了同志们的首肯。这年的春节一过，石东海主任就多次和我谈话催促我去北京学习显微神经外科，他认为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将是脑外科的核心技术，是一个医院脑外科发展的突破口和实力标志。我当时对他的这个观点并没有什么太多认识，经过这些年以后，我越发惊叹石主任在学术上的超前意识和科室发展上的高瞻远瞩。那年的初夏，我被医院派往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师从著名的我国神经外科的第一代元老段国升教授和当时的新生派主力代表周定标教授，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进修学习。

一九九八年仲夏，经过在北京一年的进修学习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业务和技术有了巨大的提高。这时，科室的人事也有了一些变动，石东海主任不再担任科室副主任，科室副主任有华建敏和胡丁两位医生担任，算下来，我们只有七个人的神经外科却有四个主任，当兵的只有我和另外的另外的两个医生。大家都觉得我们脑外科很奇怪，科室领导特别多，不管怎样，我认为只要科室能够很好发展就行，至于领导多少不重要。

在大外科系石东海主任和郑振民院长的支持下，医院对我的工作也十分的支持，先后投资四五十万元给我们脑外科购置了手术显微镜和全套的显微手术设备，这样的设施条件我们可以开展几乎所有的脑科手术了。看到领导这么支持我，我也是很努力地锻炼自己的显微操作技能，时不时的在显微镜下做一些动物实验，为真正给病人治疗做好准备和打好基础。

这年初秋的一天，我遇到了一位病人，是个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他发现脑垂体瘤已经三年了，苦于当地没有显微技术做这种脑瘤，去北京上海等先进大城市治疗，经济上又不允许，就这样一拖再拖地到了现在。他经常性的会头痛呕吐发作，这个脑瘤把老人折磨得已经不成样子，身体十分的羸弱。当他听到我们医院有条件和有能力做这种手术时，他十分地惊讶和高兴，立马决定来我们这里住院治疗。遇到这样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手术，我也十分得兴奋，我已经进修回来三个多月了，动物实验也做了好多回了，这次正好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实战能力。

当我高高兴兴把病人收住病房的第二天，早早的，科室吕主任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可能是他看了病人的核磁片，他严肃地对我说：

“小任，这种病人不能做手术，他太危险了！”

我一听，就觉得“彭”头被人击了一下的感觉，一下子感到浑身有些发凉。

“主任，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咱们先慢慢的把他全面调理一下，待他身体状况好转后再手术。”我小心地解释着。

“那可是比较大的一个垂体瘤呀，需要显微镜才行，你可以吗？”吕主任不信任地看着我说。

“我觉得还有把握！这个肿瘤需要从鼻蝶入路做，在北京我跟老师上了很多台了，这个路径我还比较熟！”我尽量说服着吕主任，让他同意我的观点。

吕主任不语了好一会，他在一口一口抽着香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板在看。

“你先出去吧，这个事情随后再说！”他突然说道。

看着吕主任有些不悦，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我想：这个手术我有很大的把握能够拿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扩大我们科室的影响力，又可以解决病人目前的困境，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为什么主任不愿意让我们自己来做呢？当时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我去找了一下石东海主任，我知道在业务发展方面他还是十分支持我的。见到他后，我问：

“石主任，昨天我收住的那个肿瘤患者您看了吗？”

“看了，看了。那个病人可不轻呀，你感觉怎么样呀？”石主任关切地问道。

“我知道这个病人比较疑难，但我感觉还是可以做的。”

“这可是你进修回来后的第一台显微大手术，你好好考虑一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不论别人还是你自己都会失去信心的，这样的话，对你今后的工作发展就十分不利！”石主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听了石主任的话，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发凉，我沉静了下来，认真思考着，石主任坐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看着我，没有打扰这片刻的宁静。我快速思考着，思考和回忆着在北京进修时遇到同类病人老师们的处理方法和一些手术中的要点，也反复思考和掂量着自己的显微操作技术是否能够对付这样复杂的颅底肿瘤病人，我也想到了一些成功后的喜悦和失败后的窘境，但是一个人不能没有突破，更不能没有敢于突破自己的勇气和信心。经过一番仔细斟酌和思考，最后我清晰地告诉自己：“我要做！一定要做成功！”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抬起头想告诉石主任我的决定时，发现石主任仍是那样静静看着我，从他的纯净眼神里我找到了力量，我坚定地说：

“我想好了，我做这台手术，并且要一定做成功！”

“好！我支持你！”石主任的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说。

“你给吕主任交流了吗？”石主任接着又说道。

“交流了！”

“他意见如何？”

“不同意做！”

听到这，石主任沉默了。呆了一会，他跟我说到：

“你先去忙其他的吧，这个事情我跟他沟通一下！”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第三天的早上，石主任查完房后把我叫到僻静一点的盛满杂物的科室仓库里说：

“昨天我和吕主任就手术不手术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他极力反对手术，认为风险太大，万一失败，对科室影响太大。我说，就算万一失败了，也是正常的，要发展要突破，有些时候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我还给他回顾了我们以前发展时的一些代价情况，他还是不以为然，看样子，他是根本不同意手术！”

“他为什么要这样极力阻挠呢？”我不无疑惑地问道。

“一言难尽呀！”石主任摇摇头，意味深长地答道。

我们俩的对话陷入了僵局，约莫过了四五分钟左右，石主任抬起头看着我说：

“这个手术你真的想做吗？”

“是！我真的想做！”我坚定地答道。

“你一定有把握把它做好吗？”

“我相信通过努力和谨慎，一定有把握做好这个手术！”我尽量十分充满自信地回答着石主任的问题。我知道这样有点不太像是我心里的想法，我是一个最不愿表决心说大话的人，尤其术前，我往往不愿给任何人作保证，不是不自信，只是不愿意，我只想让最后的结果去证明去说话。

听完我坚定的回答，石主任思考了一下说：

“就这样，你多翻翻资料，准备做好手术，明天搞一个全院的术前讨论！”说完，石主任没有再跟我说什么，毅然扭身疾走出了这个盛满杂物的房间。

僻静的杂物间里堆满许多工作中的所有旧的弃之不用的机器和物件，这些机器和物件静静地躺在那里，和我默默对视着，我的阅历还很浅显，我根本搞不太懂目前发生的看是简单却似十分复杂的境况，虽然自己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你并不能够起什么很重要的影响，我感觉我就像一只孤独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着，听从着他们的决定和安排，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手术，因为我是主刀。我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一个过程，但我只是希望我能做成这台手术，并且做好这台手术，我希望我能心想事成，我也只能祈求上苍的保佑。

直到这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石主任找到我，吩咐到：

“准备一下病历，明天上午十点，对这个病人进行全院大讨论！你就如实发表你的意见！”别的，石主任没有再给我透漏什么。

很快，时光又走过了旧的一天，黎明前的晨辉翻开了新一天的新篇章。这一天的晨交班结束后，科室主任吕小民主任突然宣布：

“十六床的垂体瘤病人，今天上午十点在医院小会议室进行一下疑难病例讨论，本次讨论由医务科主持，组织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护理部和手术室、**科等有关专家参加，届时医院老一院长万光荣和业务院长张振民一并参加讨论会，我们科室参加人员有我、石主任、华建敏、胡丁两位副主任和小任医生，以及两位护士长。”

宣布完毕，大家分散开各干各的事情去了。

当时针指向了十点钟，我们到医院小会议室的时候，发现医务科王海军科长和护理部的两位正副主任以及万光荣院长和郑振民副院长都已经早早到来了，两位院长坐在主持台的位置上。随后，又陆陆续续接着到来了几位专家，大家一共二十几个人齐亚亚地坐了一大圈，把个原本就不太大的小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可是，在靠近万光荣院长的旁边还空着一个座位。毕业六年多了，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讨论会，对于一个医院来说是一个级别最高的讨论会，所有的主要领导和有关科室的主任专家都来了，我哪见过这阵势，心里早已咚咚咚直跳得慌。我一看大家的级别和职称都比我高，我凑了一个不起眼的边角位置坐下，怀里还抱着病历和一些病人的资料片，就像一个打杂的。我睁着惶恐不安的眼睛看着这里的一切，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自然些，免得让大家觉得我没有见过世面似的，对我产生不信任感觉，影响这次讨论的结果。

正当我心里打着鼓不着边际瞎想的时候，只见王海军科长起身走到万光荣院长跟前，靠近他的耳朵低语了两句，然后，快步跑到我跟前对我说：

“院长让你坐他旁边！”

“让我坐他旁边？不会吧？”我愣愣地说。

王科长扭头向万院长看了一下，万院长发话说：

“任大夫，你坐这里，因为今天你是主角，要好好地向大家汇报一下你的工作和这个病人的情况！按理说，今天我坐的这个位置应该你来坐才对，因为今天我也是来向你学习的！”万院长扫视了一下会场里坐的各位专家和领导，然后又说：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任大夫，快来坐，讨论会马上就开始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地坐在了万院长的身边。然后，医务科王海军科长宣布病例讨论会开始。

讨论会由我先发言汇报病历和整个疾病的诊断、发展、治疗情况，以及介绍了显微手术的特点和优势，还有自己的技术情况和这个病人手术治疗预案的细节情况。我足足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其中有些情况是万光荣院长查问我不得不讲的。

我不知那时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和能力，整个过程讲得是条理清晰、口如悬河，我看到万光荣院长和郑振民副院长都听得很专注很认真，期间他们还时不时地点两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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