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还比没有栖息之处更让人难熬、痛心的呢？房子破的时候，如果维修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现在破房成了一堆瓦砾残砖，要想重新盖房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我真正感觉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呀，既然没有人能帮我们，只有靠自已想办法了，父亲这个时候显得格外的坚定，他没有因为政府不管而怨声载道，而是对我说：“孩子，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折磨你都不要想到靠别人来救你，救你的只能是自已”。多年后，我回忆起父亲这句话和父亲当初说这话坚毅的表情，我就觉得病蔫蔫的父亲是最刚强的男人，也培养了我坚强毅志。父亲带着我在房前的一大树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搭了一间草棚，天气好时，我们一家就住在草棚里，如果遇上下雨，我们就进牛栏与牛住在一起。（父亲很爱惜牛，牛栏也是一间很结实的瓦房）

这样住了一个多月，二叔终于来看我们了，至从当上村长后，二叔就把房子建到离我们家10多里地的公路边去了，二叔并不是真正来关心我们的，他是为他自已来的，二叔怕我们长期这样下去出事，因为临近的乡镇一个村里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听说临镇有一户人家也是房子倒了，多次找村里、找政府就是没有人理他，这家人的女人一气之下提着一瓶农药到村委会把一整瓶农药喝下，就死在了村委会门口。这下出了乱子，被省里的一家媒体曝光，上面层层追查下来，最后倒霉的是村长，不仅给人家出了安葬费，还被免了职。

二叔怕我们家也出这样的事，在临镇那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二叔破天荒来我们家看了几次，对父亲许诺说：“这事你不要往镇上去了，我正在给你们跑呢，已经把你的名字报到县民政局了，到时抚助款拨下来，你们就可以建新房了”。二叔还不放心，暗中派了一个人监视我们，说如果一有特殊情况，赶紧向他汇报。二叔果然办事的效率高多了，过了三天，就带着一大帮子人来了，村干部都来了，镇民政也派人来了，还来了扛着摄影机的记者，二叔首先让人交给父亲一袋大米，一瓶食用油，然后对父亲说：我们今天给你送东西、送钱来，这是政府关心你，是村委会关心你，你就说几句话吧。这时，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架起了机器，处于工作状态的摄相机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父亲有点不适应地说：这个事是不是还要上电视？我不想上电视。二叔说：不是上电视，是拍个资料存档，是监督我们，表明我们已把抚助款给你了。（我明白了，二叔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他已经尽到责任了，如果我们家再发生什么事，就与他无关了）说完拿过一张纸说：你要讲的话都写好了，你就按照这个念吧。听说抚助款能把房子建起来，父亲很高兴，也很激动，父亲年轻时也当过村干部，上台发言讲话是经常的事，他的口才是被公认的，开会从不用讲稿，一讲就是二三个小时。父亲说：我不用看这个的，我自已能讲。父亲清了一下嗓子，提了一口气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政府、村委伸出了温暖的手……感谢政府、感谢村委、感谢各级领导”。父亲很顺畅的一口气说完。连摄影的记者都夸父亲说得好。要走的时候，二叔才从他那黑提包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父亲，丢下一句话：这是给你的钱，你拿着，记住，别再往上面跑了，你就是把腿跑断也没用的，好好的在家把地种好才是硬道理，说完领着一帮子人走了。

父亲打开红包，2张百元钞票露了出来，父亲呆了，不是说抚助款能把房子建起来的吗，200元能做什么呢？送200元值得村长这样兴师动众吗。五年以后，我被招聘到镇政府工作，与当初到我们家摄影的电视台记者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次给你们家送抚助款，抚助款只给了你们200元，但是那次的生活招待费就花了1000多，村长还给了我300块的红包。现在想起你，我觉得那次拿红包是我干记者以来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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