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还是被校方否决了。但是凭借招生考试的成绩，我仍然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老师和同学对我仍然是刮目相看。呈现在我面前的依旧是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我有幸得到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老师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三个字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会“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刻。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能掌握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偏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好久，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字字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是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里面的公式、法则、定律我可以倒背如流。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进入社会，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一段难忘的回忆，我曾经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发表过，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我再次在这里写出来，更是为了对孙鲲化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人生初始的童年和少年，对我来说，是作为必经之路走过来，生活上无所忧虑，充满着理想和希望，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以凭自己的兴趣任意弃取，过于天真和幼稚，从没有想到要对谁负责，也没有想到会有惨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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