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州是前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现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一个州，相当与中国的一个省，赤塔州的所在地是赤塔市。赤塔市距莫斯科的距离大约六千多公里，距北京的距离却只有三千多公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凭乘车时间的长短，大致估摸的，肯定不准确，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好在这不是讲地理课，估摸错了也是没关系的。

那年的夏天，我应赤塔州师范学院邀请，到那个州师范学院教授中文。接到邀请，办好护照和签证，从北京乘坐国际列车，到中国的满洲里，停留了三个多小时，例行海关出境检查，检验护照，然后再乘原来的车，继续前行。从中国的满洲里启程时已是北京时间下午十七点钟。我乘坐的列车包厢里共有四个乘客，我和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坐在包厢的下铺，那个留学生是位年龄约摸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她是要到终点站，——莫斯科的。另外两位乘客，是一对搞不清是情侣还是临时鸳鸯的男女。

他们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把时间往前推移五十年，他们应该算我们的同胞，但因为斯大林同志的国际主义，那两个上铺已经不算中国人了，算是国际友人。两个国际友人说的是他们本国的语言，蒙古语，我和那位下铺的女同胞听不大懂，所以也就不与他们搭腔。当他们咕噜唔噜的试图和我们进行语言沟通时，我们只能是摇头。后来就索性不去理他们。

我和我的下铺，那个来自同一个民族的乘客，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又是我们内蒙古老乡，所以在北京上车时就交流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留学，已经一年了。放了暑假回家探家，快开学了，要回学校。

我们在一起，她和我聊了一些莫斯科的事，她说，她刚到俄罗斯那会儿，本来俄罗斯人对中国人很友好，也很欢迎，但现在的情况不大妙，中国人在莫斯科现在的声誉不大好，原因一是中国有许多不法商人在莫斯科经商，不守当地法规，唯利是图，不折手段地胡折腾，倒贩伪劣产品，毁坏了中国人的名声。这是其一。其二，有一帮在中国就是坏蛋的家伙，把他们作恶的地盘西移到了莫斯科，行凶、杀人、越货，倒贩美金、枪支，给莫斯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骚动成分，所以，莫斯科人对中国人越来越不友好。

听这位女孩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些担忧，这真应了那句俗语，一粒老鼠粪**了满锅汤。莫斯科人不欢迎中国同胞，那么赤塔州就欢迎么？那也是俄罗斯的地盘，不要我到了赤塔州也受到不欢迎的待遇，那可麻烦！我虽然到赤塔州也是为了混饭吃，而决非什么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但我还是不希望我未来的学生们把我当成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我不是外交官，外交豁免权我是一点也没有。

但再想一想，是他们主动邀请我去的，而非我憨皮赖脸硬要和人家抢饭吃。赤塔州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兼汉语系的主任，是当年在中国是我的校友，他如果觉得我会危及他的饭碗，他是断然不会主动邀请我的。这样想，我的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我想起了我在大学时的那个叫赵维力的同学。

赵维利的父亲是早年的一位抗日联军战士，在东北长白山一带打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位有血性的中国男儿，为了叙述方便，我暂且把赵维力的父亲称作老赵。

在抗日那活儿，老赵不知怎么认识了了一位白俄罗斯贵族后裔的女儿，就恋爱并结了婚。但是那位老赵情场上虽然如了意，但在政治上却从此失了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全国解放后，他在西安市某个部门当一个什么处长，但这个处长却当得不怎么顺心。中俄友好那会儿，因老赵娶的是白俄流亡贵族后裔的女儿，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对头，一个革命老战士，竟然娶了中国人民的对头为妻，放着那么多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女儿你不去爱，非要爱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老赵因此而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

等中俄恶化了，组织上又有了新的说道，白俄也好，红俄也罢，都是苏联人，家里藏着一个中国人民的敌人，还当作宝贝般的娇藏，这种人很不可靠，怎么能够得到组织的信任？

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老赵又成了苏联修正主义的特务，批斗、脖子上挂着用细铁丝吊起来的大牌子，游街示众，一趟街游完了，那细铁丝了进脖子里有一厘米深，血乎乎的。老赵革命意志本来就不怎么坚强才爱上了白俄女子，经革命战士们这么一折腾，他的意志就更不坚强了，在游街结束的那天夜里，老赵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了一根粗一点的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吊在了一间有房梁的悬梁上。这才让红卫兵革命战士们彻底消停下来。

但是人死了，老赵家的遗孀及子女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善待或同情，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就是结论。那个人性让无产阶级左派革命割掉了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让白俄女子对中国彻底地失望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宁肯回国接受布尔什维克们的凌辱也不愿继续留在中国。先是白俄女子打前站回国，再后来，我的同学赵维利也跟着母亲回到了那个不是他的祖国的国家。

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混到了州立师范学院副校长的位子上，真是不容易。也难为他还能记得起我这个当年的同学。当年，我的家庭出身也因父亲的问题受过牵连，也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雷的家庭背景，所以与赵维力有些同病相怜，互相照应，也因此结下了友谊，我想他邀请我到他的学校去讲授中文，大概也就是念及此情。

不管怎么说，在国外讲学，工资待遇会高一些，而且能挣一点‘刀了儿’（俄语中的美元的称谓）我是奔着‘刀了儿’去的，这一点我毫不掩饰。孔子还说“富贵若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可见老夫子对富贵也是不讨厌的。老夫子所说的鞭是马鞭，能富贵，让他那样的大学问家执马鞭，他都干，我为‘到了儿’执一执教鞭又何妨。再说我也很想借机躲避一下妻子对我的家庭压迫，于是我就满口应允下来，再和本学校的头儿们交涉，他们也同意，尤其是我们的系主任，早就看我不舒服，又没缘由拔掉它他眼里的这根刺，一听说我要出国讲学，立即欢欣鼓舞地道：“好事儿-----好事，去吧，同意，同意。”

于是，我就有了这趟行程，也就随之有了这篇小说。不过，我为这篇小说和这趟行程付出的代价也真是有点过大，丢了教职，老婆离婚，外加有了一个异国的儿子阿廖莎。这是后话。让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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