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小虫，一个男人而已。男人这名字就像是我的灵魂，依附在我的身体里，渐趋生长，还有渐趋消亡。

一个温暖而百感交集的冬天，我向往泥土的气息，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的那刻，我看见道路，村庄，河流，山川，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生机，就好像自己的身体，在土地上生长。很小的时候，我喜欢跟童年伙伴一起，玩那种从稻田里挖出来，然后掺进石灰的泥巴。它粘稠柔软，可以任凭想象，将它挤来弄去。如今我已走向成熟，许多想象不再像小时候玩泥巴，它已经变得好比一条虫，在现实的土壤中，除了生长，还有消亡。

2007年大专毕业后，我去了我们县城，进机关当了公务员，从事一个多么伟大的事业。我的工作是给领导写调研文章和重要讲话，可那些都不是真话，一个男人要是连真话都不能说了，他的生活就没有真实可言，当然，除了所谓的伟大。那种枯燥乏味而又命运莫测的官场生活，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是多么悲观。感觉在大学里人生是一场梦，到了机关里，人生还是一场梦，没什么改变。那时的工作待遇也不怎么高，一个月工资不到四百块，家里条件也不好，那么些工资，连生活费都不够，更谈不上买房子。而现实有些残酷，一个男人要是没有经济基础，找个对象都困难，加上没什么社会背景，想在官场上混个出人头地，简直不太现实。我厌倦这种官场生活，不，准确的说是官场厌倦了我。三年后，也就是2010年，我辞职来到了长沙，准备做点小生意。这主意是我经过三年的漫长思考才决定的，三年对于人生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时间的概念不是长短，而是浪费，其实我们并没有浪费时间，是时间在浪费我们。家里人却并不同意我的这种决定，他们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送我念完大学，让我从农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单位，如今我却选择辞职，这对家里人是一种不小的打击，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日晒雨淋，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真不容易。但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机关，来了长沙。我宁愿没有伟大，也不希望自己变得没有真实可言，哪怕变成一条虫子。

来长沙的那天，家里人没有送我，我看见他们满脸泪流，我却没有回头，我只是感觉自己的心，在行走的路上，久久不安的颤抖。

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一切都很陌生，陌生得让我孤独和疲劳，还好在长沙我有不少的朋友。这年代，你哪怕没有最可爱的钱，也不能没有几个不怎么像样的朋友。是大专同学廖小伟开车把我从车站接到他那。这些年，廖小伟一直呆在长沙，开了一家小店，做五金生意。跟廖小伟一见面，廖小伟就笑着说：“在机关里呆着不挺好吗，干嘛连工作都不要，跑长沙来了。”我感觉廖小伟的变化挺大的，两年没见面，他都显得比我成熟。也许，成熟只是一个形容词，而现实生活中，成熟却多了一种含义，那就是钱，换句话说，一个男人的成熟程度就是钱多钱少的程度。我们还是同学的那时，廖小伟就想着去机关工作，但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大专毕业后，廖小伟并没有去机关，一个人直接跑到长沙，凑了点钱，做起了小生意。我有些羡慕廖小伟：“你都开私家车了，混得有点人模人样，你看我，这些年可是什么都没有，光棍一条，白混了三年。”廖小伟倒显得很低调：“这算什么，在这种地方，开奔驰宝马也就算是有钱的，但不是挺有钱的。”廖小伟刻意把那个“挺”字说得十分的有力量，好让我知道，在大城市里，不管你怎么努力挣钱，都赶不上那些有钱的。或许现实就是这样，越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有钱的人，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够在城里买个房子的钱，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我自个儿嘲笑：“这不，我要是再不来这里，连老婆都找不上了。”廖小伟就认真看我一眼，说：“还没至于到这地步吧，看你把问题说严重了。”我也认真起来，回话：“还真就这么严重呢。”廖小伟刚开始有点不相信，问我是不是真的还没成家，我连忙摇头：“兄弟面前能说谎话吗，真没有。”廖小伟便说：“也没什么可急的，爱情这东西，得看缘分。”可我感觉现实中的爱情，不能仅仅依靠缘分，缘分也许只是爱情的一句借口，某个时候，有更多的东西好过缘分，比如金钱，虽然爱情不是买卖，但存在价值。于是我开玩笑说：“看来我跟爱情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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