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早早的上了床，电话在枕边震动着，我随手摸出来，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

“喂....”

那边依然保持着沉默，很安静，似乎有狗叫声。

我也沉默了，我觉得这不是恶作剧，更不属于偶然或者意外。我的沉默不是因为恐惧。

我觉得沉默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我打破了黑夜里的沉默。

“喂，请说话，不然我挂了”

“等等，我有话要说”

“你说，我听着”

“谢谢你”

电话两头都是安静，这声音我很熟悉，我想应该是她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你现在在哪？”

“上次在火车上，你睡着了，我拿你手机拨了我的号码”

“哦，那你现在...”

“他们要我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我....”

“怎么了呢？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

“我在乡下..”

“那你告诉我地方，我明天去找你”

“恩”

她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黑暗里寻找，寻找她回来的理由，对于她的回来，我觉得这不是个好消息，也许生活里没有便宜捡，即便恶人都放下了屠刀，也许是人都死光了，没得砍了，所以屠刀留在手中就没了意义，干脆丢了，不然浪费了力气。

早上，我骑着那辆旧破的摩的向她的乡下跑去。

我打了电话给她，我问她在哪停，她说跟着公路跑，路边有个诊所，就在那停。

我照她说的寻找着前面的诊所，我想会不会我走过了，就当我准备掉头的时候，还真看见了那么一个诊所，我停下了车，进了诊所的门。

她躺在帆布的睡椅上打着点滴，脸上全是暗色，似乎胸却还那么大，她朝我笑了笑，笑容里一般都是美丽的，但是她的笑容中全是枯荣的死气，我觉得她不对劲了，或许是身体有什么变化了。在诊所里我什么疑问都没向她提出来，因为这是在她活着存在的村庄里。因为活着所以她需要这份保密。

她的家离诊所还有一段距离，路上我没骑摩的，乡下的路走得有种踏实感。

我问她：“看你的脸色，好像身体不舒服”

“恩，是有点”她的声音有些颤，似乎在掩藏什么一样，这种强作的坚强我最能理解，每次我的作文交上去的时候，上面总有一句相似的批语“是你写的吗”“在哪摘抄的”每次我都故作坚强的向旁边嘲笑我的同学表示一番无所谓的态度，扮的越真伤的旧越深，还有一次我说司马迁受过“腐刑”，但作文本上的腐刑却被四五条红线捆绑，上面还特意用圆圈包裹着“宫刑”我当时就在感慨，我说中国人就会吹，“腐刑”是我在“百家讲台”里听到的，还说自己是什么大学的教授，竟然比不了我们一个高中的语文老师，唉，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埋没了我们的老师，也许月夜下，他也会端起一杯小酒，站在自己种的那盆菊花面前，仰望夜空，吟出“天生我是一大才，只是伯乐与我非本家”

我有过这样的痛楚，所以能理解她心里的痛。

我接着问：“他们为什么放你回来，你恨我吗？”

“恨什么，我不恨，你做的已经是鼎力了”

“他们为什么..”

“因为我病了”

“病了？”

“对”

“还真够仁慈”

“我得的是性病，他们怕传染给自己，所以就放我回来”

我望向了一边，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世界里，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在面临自己枯萎的痛苦有多大，看着自己走向死神的怀抱，你又无能为力去帮救什么，死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恐惧的是知道死亡的底线，然后孤独的等待死亡的最后一刻。我想帮她抱怨什么，抱怨现在医术的不高明，拯救不了纯洁的生命，抱怨那些不知羞耻的嫖客，但我觉得没有找对原因，社会造就了这样的局面，不能去怪罪单一的哪一方。是什么的错？我不知道问谁去。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都一经快死的人了，我只想陪陪老人，我的爷爷奶奶对我很好，我最难忘记的是小的时候，爷爷给我买的玩具，一个气球，一个娃娃，现在我就要离开她们了，我真舍不得”

我想劝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难道要她看开些，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死是生的开端，有死就有生，有生也就必有死。这我能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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