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立张邦昌为傀儡，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不发一言。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立张邦昌，要求秦桧也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但数十名官员先后签名，马伸“固请”，秦桧无奈，只得签名。因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言官之首），于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做出了劝降楚州宋军等系列汉奸行动。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南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但疑团并没有完全消除。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

“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当时有个叫胡铨的官员反对“讲和”，并上奏章乞斩秦桧之头，就正是在秦桧挟金人之势以要君的阶段所奏进的。他立即受到秦桧的打击，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他因“妾孕临月”，想稍迟数日起程，结果被临安府“遣人械送贬所”。几天以后，秦桧还觉得对胡铨的处分太轻，未必能使反对“讲和”的从此钳口不言，遂又胁迫赵构特地下了一道诏令，说胡铨的上疏是“肆为凶悖”，“导倡凌犯之风”，戒谕中外，不许效尤。（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可见，进入“挟虏势以要君”这一阶段后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碰不得了，他的权势已经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孔不入了。对这样一个人而若还称之为“区区一桧”，还认为他“亦何能”，那若不是真的昧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就只是被认为是有意为秦桧的各种罪恶行径进行开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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