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往返数次的讨价还价，最终邵掌柜同意出六百五十块大洋。在中人的见证下，双方在契约上签字画押。交割完毕，就准备搬家了。玻璃花儿眼麻利地把红绸子卷裹的六百五十块大洋，装进当初从娘家带来的盛放嫁妆的箱子里，相信箱锁已经锁好后，就转过身子告诉丈夫，说父母年岁大了，正需要人在身边照料，家里房子又宽敞，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搬过去住，还可节省一笔租房的开销。丈夫知道，玻璃花儿眼这是给他面子，其实她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解释，因为无论如何，他都得顺从着去做。

搬家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家里的东西能典当的，早就典当了，所以除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和必须的锅碗瓢盆，差不多夫妻二人四只手就很容易地把家搬了过去。

岳父岳母没再像往常见他来时那样笑脸待他，老两口围着火盆坐在炕上，抽着大长杆烟袋，见他来时，甚至连屁股都没挪动一下。岳父板着脸，披头就说，“好歹你也是个斯文人，一肚子墨水不能白白地烂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怎么就不能混个事儿来养家糊口？”

“就是，”丈母娘在一旁敲边鼓，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连猫儿狗儿的都知道养护崽子，一个大老爷儿们还养护不了老婆孩儿，真是的。”

“虽说房子卖了几个钱儿，”老丈人又接过话茬，“可坐吃山空，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你得合计着弄个营生，挣出个饭钱。总不能叫我们老小倒过来养着你吧。”说着，老两口几乎同时把烟袋锅里的烟灰，磕到放在火盆边上的铜盆里，屋里发出当当的山响，振得女婿心率过速，嘴里一连串地应诺。

正是从这天晚上开始，甄永信开始认真考虑生计问题了，倒不是因为白天受了老丈人的训斥，而是老猎人的话，深深触动了他。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野鸡。

他首先想到的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决定办一家私塾。所以天不亮就起身研墨，用仅存的几张宣纸，写出招生启事，天亮后就张贴到市区主要街道显眼的位置，就坐在家里等待前来就读的学生。直等到十几天后，还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甄永信就开始疑心是不是自己的命不好，接着就报怨城里的市民没有素质，不懂得他甄永信的学问精深。这时他忽略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自己已经多年都没听到过大清国的“皇帝诏曰”了，连续不断的战乱，早就把他准备参加乡试的美梦撕得粉碎，多年的生活磨难，他甚至把参加乡试这码事儿给忘记了。既然没有科举考试了，非常实际的市民，谁又会把钱花在专为科举服务的私熟上呢？眼看办私塾没指望了，他就想到衙门里找件事做，而这时在副督统衙门里出出进进的，都是些老毛子和会说老毛子话的中国人，看来进这样的衙门做事，也是不可能的。就这样在街上转悠了一个月，老丈人就不给好脸了，和他说话时嗡里嗡气的，眼神里流露着极不耐烦，而丈母娘也隔三差五地指桑骂槐，打鸡骂狗，说了些他一听就知道是挖苦他的话。

一天晚饭后，老丈人实在憋不住了，毫不委婉地对他说，“你这样天天在街上转悠不行，听说东门外，老毛子正在修铁路，招了不少中国劳工，你也去看看。”

当苦力？甄永信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可是他从没想到的，就连上吊被救后，他也没有想过。可眼下又没有别的办法，老丈人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当下只好这样了。

甄永信是一大早就出城了，可他赶到工地上时，劳工身上已经开始流汗了，一大群劳工往路基上搬小石头，抬大石头。一个穿着立整的人站在劳工中间，操着一口北方话，不停地向劳工们指指点点，甄永信约摸，这人应该是劳工把头了，便硬着头皮凑上去，趁他不再出声时，干咳一声，那人就转过身子看他一眼。

“这是……”甄永信不知说什么才好，“这里甚是辛苦哇。”

劳工把头使劲儿瞅了他一眼，“别扯些没用的，有什么事？说吧。”

“我想干活。”

“你？”把头又从头到脚扫了他一眼，“肯出力吗？”

“还行。”甄永信不知深浅地说。

“看你也不像能干活儿的样儿，穿这么板整，怎么干活？”稍稍迟疑了片刻，又说，“这样吧，看你穿这身衣服，搬石头也**了，怪可惜的了，你今儿个就去抬石头吧，明天换一身干活儿的衣服，记着，工钱一天五角，年底算帐。叫什么来者？”

“甄永信。”

“这名，太咬嘴，家里排行老几？”

“独子。就我自己，姊妹也没有。”

“这样吧，以后就喊你甄大吧，这样方便。”转回身，把头就冲迎面走来的两个劳工喊，“二驴子！今儿个你先去搬石头，让三孬子和甄大抬石头。”叫二驴子的劳工就放下杠子，交给甄永信，叫三孬子的趁机问，“真大，你到底有多大，掏出来给咱看看。”二驴子也在一边起哄，“没事没事，掏出来看看。”

“别扯没用的。”把头忍着笑，呵斥二驴子和三孬子，说，“人家姓甄，排行老大。”一群人就轰笑起来。

甄永信刚把杠子放到肩上，就觉得这活儿不是好干的，等把一块石头抬起，就觉着肩上的皮都给硌破了，肩上的骨头都快压碎了，不得不把肩膀向一边偏着，趔趔趄趄地，三孬子笑他呲呀咧嘴的样儿，“你太囊了，这么块石头，看把你压成那样儿。”

傍晚，甄永信是被一辆牛车拉回家的，跟来的还有二驴子和三孬子。说是下午抬一块比较大的石头时，石头还没离地时，甄永信就“啊”的叫了一声，随后就趴到了地上，劳工们只好在附近一个村民家，雇了辆牛车给他送回家。两个劳工用一副门板把他从牛车上抬进家，放到炕上。病人脸色煞白，湿淋淋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老丈人一看见牛车上躺着的女婿，就叫苦不迭，丈母娘则不住地抱怨闺女命苦，嫁了个秧子。如果说这时谁还关心病人，那就是玻璃花儿眼妻子。玻璃花眼几乎等不及劳工把丈夫抬到炕上放好，就发了疯似的穿过一条条街道，来到济世堂药房，找坐堂的大夫出诊。

大夫给病人把了把脉，屈着食指在病人的后背轻敲了几下，就摘掉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拿衣角在镜片上反复擦拭了几下，重新戴上后，才轻声轻语地说：“腰间盘损伤。”

“怎么才能治好？”玻璃花儿眼问。

“用药呗。”

“得多少钱？”老丈人急不可耐地插嘴。大夫把头仰起，撅着嘴巴，河蛤一样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重新睁开，伸出叉开的右手，说，“怎么也得五百块。”

“太贵了！”老丈人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发声，三孬子就把他想说的话喊了出来。“我们工地也有人出过这种事，到三十里堡老韩太太那儿，只花了一块钱，吃了几副药，过了一个月，就好了。”

大夫鄙视了三孬子一眼，收拾起出诊箱，说了句，“那就试试吧。”拎着箱子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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