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牛头马面

刚刚在火车站送走了受难的女子，那位造了反的办案人又来办我的案子。据他说，我的危险在于不听话，但是我想我不必像梵高似的割下自己的一个耳朵送给他们，一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高贵到那个只会卖身的妓女的程度；二是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人的耳朵，而是人的喉咙。要我弄明白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难事，一个姓崔的家伙一开始就表示了对于索取人的生命的贪欲。他卖弄地说，前天晚上，在关押我的小屋子里，有一个小伙子自杀了，他的罪名是收听了英国BBC广播电台。

他看我没作什么反应，又补充说，“可惜呀，生生撇下个小寡妇，才二十岁……”

如果你在剧院的舞台上看到他，他有可能是苏三起解中的王三公子，如果你在古装戏中遇到他，他有可能会是一位太监。总之，这是一位自知能够讨人喜欢而且经常这么做的人。又是一个经常使人联想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而不是联想到萎琐下流和患阳萎病的人——只是你千万小心不要在造反专政机关里遇上他，特别是以一位政治犯的身份和他相遇。

这就是我要提到的那位办案人，我相信我刚才已给了他很多的赞美。其实，我并没有要取悦于他的必要，即使是用一双受审人的眼睛来打量他，也没有办法忽略这样的一副尊容：中等的身材、丰满的体态、整洁的服饰、端正的脸庞，然后“就像一腚蹾出来似的”配齐了他的五官。总之，鼻子是那鼻子眼儿是那眼儿，这样的眼睛要修饰恐怕只好用炯炯有神这个词。但不知怎么回事，我总觉得里面闪烁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猾和凶险，我觉得那是一种职业性的流露而非天生的本性，因为造反专政的审视性的眼光本应该是这样的。因此要奉承这双眼睛是很难的，恐怕只能用画眉的眼睛长在了猫头鹰的头上来比喻了。您看，我为了他竟把所谓的法律暗示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我敢断言，这是一双只看见罪恶而看不见善行、只看见鬼火而看不见流萤、只看见打击而看不见拯救的眼睛——不幸的是我将在这双眼睛的审视下被认定有罪。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的时代。**的时代自有它的**内容，于是，死亡突然变成一种时尚。说实在的，我这一次并不因为死神的冷遇而感到不快。在以前，人们谈论死甚至追求死，那只是因为不愿和那个人活在一个世界上。但也有人会这样认为，我的那位法律仆从，因为该死的不死，而不该死的倒死了这件事一直闷闷不乐。神情恍恍惚惚，以至于不得休假而中断了他的审问艺术，他最后的成名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去。我相信只有这一次他才知道他胸膛里也有这么个倒三角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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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碰到的第一个审讯员连笔录都记不下来，我确实是感到了一种世纪末的悲哀，要知道铮铮铁骨的布朗基只是在碰到了他的审讯员之后才真正成为革命家布朗基的。如此说来，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做一个像样子的政治暗星比做一个像样子的政治家还要难呢。

我和我的第二个办案人会面了，应该公正地说，我忽然怀念起第一个办案人来了。因为这位比那位更会令人扫兴。他说他姓马，但我总觉得他姓牛更合适，他的父母一定是在看了斗牛的影片之后一时冲动怀上了他的，这才给他一个公牛的脖颈，公牛似的眼珠子和公牛似的脑子。但时代给了他一个造反专政的身份，造反派给了他一个办案人的特权，这样我们便全身披挂地进入了角色。有那么几分钟我竟弄不明白是让我来受审还是让我来斗牛的，因为和这样的人谈话，非得使出斗牛的力气不可。

说实话，这场斗牛游戏完全谈不上精彩，更不必提什么刺激和**了。在前后不过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很不耐烦地给我定下了罪名。我答辩说，我不认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是有罪的，就像国家也要倾听英国的声音一样，只是要澄清一些事实真相。和什么里通外国崇洋媚外是不沾边儿的。我很纳闷国家对外国电台如此敏感，为什么不把收音机设计成只有一个波段的，让它打开就是北京的小道消息，或者是鼓吹造反的谎言？

然而这一次造反电台恰恰在该说话的时候却噤若寒蝉，殊不知故意的沉默就是撒谎？事实上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或是没有声音本来就是不可信的，客观上就是把人的耳朵推向“敌台”。而我——因为维护了人的最起码的知情权却站在了被告席上，这就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哀了。如果世界上真的还有正义，还有法律，我要以这双重的名义提出反诉：造成这一切的究竟是谁之罪？

他的回答是用细尼龙绳把我五花大绑，反剪双臂，然后推到一个火炉旁边长时间地烟熏火燎。

我不敢说我的用辞是雄辩的，但它确实把我自己打动了。在我的想象中一切的阴谋诡计以及无耻的诬蔑，以至于笼罩在我头上的阴谋都已被我的词锋挑破。一切的罪恶都将归于那些罗织罪名诬陷好人的人，政治犯马上要变成政治明星，而我的提审人也将庄重地把自由和人权交还给我——可惜一切都没有发生。我的提审人甚至连像样的脾气都没有发出来，因为要发脾气首先是要有一点人性的。而对于他来说，再没有比听一个被控有罪却要辩成无罪的话更无聊了。只见他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偶尔写几个字，但更多的是凝神屏息。但要说他心不在焉也不公正，因为我发现他有好几次向坐在领导坐位上的那个人样的东西发出探寻的眼光，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求救的眼光。而那位却一直是眉头深锁、木然无情，也许法律的面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不知怎么竟把他和那位地狱判官联系了起来，后来发生的事情竟也真的荒唐得令人啼笑皆非。

这次由牛头马面主笔的审讯笔录简直就是一篇杰作，最精彩的部分是把我的籍贯也写错了。可见，在这样一个荆天荆地的时代，任何人和任何地名都有可能蒙尘而无端受到株连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恰好株连了法律，至使这个铁面无私的东西竟然也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东西。好在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造反专政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我的获罪不过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的故事。然而我还是三次申明要求更正籍贯错误，三次都没有下文。而我真正开心地大笑了一场——严格地说，这倒是一条政治罪行，因为我确实是嘲笑了那时的笑料专制。但它对于我却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至少是我把他们逼到了法律的名义下来。真正的不幸是人必须审判人，而且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真理又是**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一面装得气派森然，一方面又不得不像**舞女似的羞答答的脱去他们的良知，以至随着这个程序的展开，他们的灵魂便都展示出来了，我甚至能听出他们是用专制词典中最精彩的语言着意赞美我和我的事业、我的追求……。

接下来，我的罪名又被刹费苦心地润色了一次，于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东西便尽善尽美了。我忘不了这位提审人做完笔录后的得意神情，那种轻松得有些轻浮的样子，简直就像一只叫春的猫。身为法官，他的全部引述都是语录，而没有一条法律条款，这倒是很自然的。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人家家里的私事，运用他的家法来审判自然要方便得多。据说依据那本小语录连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缺席判决了好多次呢，何况一个不缺席的人。

所以，你不妨把这个案子看成造反专政的一个杰作，我不知道古代帝王头上的王冠是怎么做的，但就其刹费苦心的程度来看，末必能超过我的这顶荆棘冠。

就这样，我难为情地接受了时代给我的荣誉，从而使我能够在一个完全孤立无援和绝对造反专制条件下，重新权衡自由的价值，并且补上了自由战士们不可缺少的一课，从而取得了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发言权。我敢说，如果自由也可以收藏和展览的话，中国的政治犯监狱是完全可以比之于古拉格群岛或巴黎卢浮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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