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还是平和的，我的闹钟还是准时聒噪起来。我还是描眉画眼地去上班，像是带着个面具。路人也都带着面具，卸下来后，有人俊，有人丑，还有黎志元的小兵小卒。我不屑地哼了一声，惹得一同等红灯的老太太像看怪物一样看了看我。

公司表面上蒸蒸日上，赚钱赚得像印钞厂一样。记得魏老板曾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吗？我们的产品就是钞票。”

公司常常进出一位一脸肃穆的男人，庄严得让我想到了升国旗唱国歌。我问莉丽小姐那人是何方神圣，莉丽说那人乃我们公司的代表律师。

我嘀咕：面对着律师的这种脸，也难怪魏老板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了。这让我觉得我们由印钞厂变成了造纸厂，产品再也不那么让人热血沸腾了。

既杰瑞之后，我也按耐不住性子。我问莉丽：“公司到底会不会出事啊？”莉丽这么多年，大风大浪见多了：“不会的。再大的事也能私了。”“如何私了？”“看那姓杨的客户能不能念念亲情。”我又吃了一惊：“亲情？”莉丽一句话带过：“他和老板是表兄弟。”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相较于这种“你的律师来见我的律师”的亲戚，我和黎志元这对朋友倒显得真诚多了。他不过是查了查我的底细，再顺手查了查我身边的人。谁也没因此少块肉。

我的脚忿忿不平得跺了一下地板，却把桌下的电源跺关了。面对着电脑黑漆漆的一片，我感叹：“什么世道啊。”莉丽回应我：“这世道，不能问这么深奥的问题。”我庆幸我还有莉丽小姐，而我，也是她唯一一个不用什么事都守口如瓶的同事。

茉莉毕业了，回香港休假。她说她过一阵子会来上海看我，接着再回美国，等晓迪也毕业了，他们再一道荣归故里。我说话说得像个长辈：“我真替你们欣慰。”

黎志元七天没露面，连个电话都没再打过。这反倒让我忐忑了。我心想：要是我也有钱有势，我就也雇个戴墨镜穿风衣的侦探，来帮我答疑解惑，我看不见的，听不到的，他都能给我装在一个信封里。

我连续七天给肖言打了电话，目的幼稚得连我自己都嗤之以鼻。我总是对肖言说：“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困扰了肖言，他问我：“你究竟在想什么？”我说：“我也想问自己这个问题。”

上海终于有了凉意，也许是因为到了时节，又也许是因为我的处境注定了我的心境。工作又成了我的全部，虽然公司的骨子里埋着炸弹，虽然我不住地质疑着这一切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但目前，它支撑着我。

莉丽小姐说：“这就像是他用偷来的锅煮饭给我们吃。”我是个吃饭的而已，我大可张着嘴，闭着眼睛不去过问这锅的来历。

七天后，魏老板的官司有了柳暗花明的苗头。其实，这“柳暗花明”并不是说谁还了谁的清白，而是说一种掺杂着金钱交易和替罪羊的模式有了它的雏形。

魏老板渐渐恢复了神采，于是喜气洋洋地犒赏了我们一餐饭。他说话说得隐晦，说大家风雨同舟，齐心协力迈向康庄大道。大家举杯，碰杯，一片繁荣富强。

黎志元在这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希望“谈一谈”。这也是我的希望。他说他来接我，我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吧？”黎志元叹气：“我不知道。”我问：“我是不是太刻薄了？”黎志元答：“你有权力。”我笑了笑，告诉了他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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