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浩大工程、私念重孕、分化再现。（下）

这些人首推孽与习。这两类人一度蛰伏，现在看到时机合适，就蠢蠢欲动了。由于在旧夏任过事，或学过任事，不少人竟然受到信任，认为能，混入官吏，他们一得志就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图谋利用有穷恢复原本的天堂生活和地位。原本的好官吏，甚至和帝浞一起参加后羿革命立了大功的，也有被染黑。[正义：旧夏贵族残余和旧夏思想的加剧了私有观念的产生。这贯穿整个新的私有观念的产生过程，下面不再一一指出，自己去体验。]

帝浞也并非昏君，时有发现，[正义：寒浞仍然是人民领袖。]称之为孽、习、黑三族。余孽、恶习、染黑也。一旦发现立即惩罚。甚至弄得人人自危。

就这样，到最后帝浞也颁布了法律，也开始惩罚起人来了。宣言：“民可乐成而不可共谋。我等为长者，但为民着想，其愚昧不知，即可强制推行。大仁不仁，处人刑罚正为惠天下。”被惩罚的有孽、习、黑三族，也有普通民众。受罚民众并非人人无辜，但现在，大多数民众在惩罚的威胁下劳动了。……也有好人被误伤。某些官吏不能明察，也有借题发挥的，孽、习、黑三族某到权力后，更变本加厉地以惩罚对待百姓，以谋私利，以败坏帝浞名声。[正义：刑罚之开始。]

人说帝浞越来越像大禹后期了。

帝浞原本不追究享受，生活一贯简朴。但和民众有差别。随从们很热爱他，看他很辛苦，也百般照顾他。他们认为他已经很辛苦，只有改善他的生活才能补偿，也才能让他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操劳。[正义：生活上特殊化之开始，尽管是必要的。]

年成总有丰有歉，而兴修水利需要的首先是付出，而不是受益。群众从事强体力劳动，消耗很大。大工程不是在农业丰收下开工的，相反正需要工程的完成，来促进农业生产。这样群众的消费和体力消耗比，就入不敷出了。人们逐渐感到疲劳。

帝浞的工程也太大，就以伯明氏的海防大堤来说，就好像没完没了总修建不成，又不能只修半截。那样，预期中的效益好像遥遥无期了。整个社会疲劳了。

不要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就是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就可以躺着享福了。实际上一开始需要的是大付出，在人类历史上，这当是普遍现象。只有当大工程完成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效益慢慢发挥，才会发现大家的生活水平确实大大改善。而到这时，成就的创造者往往仍然未被人们公正肯定，甚至还会把功劳归于反对或破坏大建设的真正罪人，真正的历史功臣反被攻击。

凡读历史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韩国的疲秦之计。他们派优秀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帮秦国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不是帮秦富强，正是使秦疲劳。一贯富庶的秦国也确实疲劳了，还发生了大饥荒。[正义：饥荒并不完全是修郑国渠造成的。长平战争后，秦又受五国合纵，消耗极大。然郑国渠亦是原因之一。]当秦国发觉准备杀郑国时。郑国却说：“我为韩延数年之命，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秦国让他完成工程。度过了困难时期，果然关中由是益富饶。郑国渠灌溉和改造盐碱地四万余顷，亩收一钟。——历史总算给秦国和郑国以公正答案。但并不都是如此，尤其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夸大其词，造谣惑众。如：秦始皇修长城，工程不算浩大，不过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赵燕修长城怎么不是灾难？他们的国力只占秦的七分之一，却修了三分之一的长城，另外七国之间也有长城。可就是有人捏造出一个孟姜女。现虽早已辟谣，仍有人别有用心地散播这个谣言。又如：汉武帝击匈奴，极大地保护了生产和汉族人民生活，却在两千年里一直被攻击，司马迁在谤书中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十世纪，汉武帝的巨大功绩才得主流肯定，仍有人要争议，至今该谣言还被作为汉武帝罪证来引用。

伟大的工程必然要使社会疲弊、也必会有某些官吏出于各种原因不体恤人民而造成人为灾祸、别有用心的人又必然会夸大其词制造谣言——这些都会写进史书，或者成为“历史资料”。有人阅读充满着谎言和偏见的史料，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就是伟大的，灾难是深重的。”并说这是“规律”。这当然值得商榷。但要取得伟大成就确实必须付出。我们丝毫不必因此否定英雄时期和杰出人物。就是总结这一“规律”的人，也并非要否定伟大时代和杰出的英雄人物。他们不过听信了某些人恶意制造的谣言而已。尤其不要相信别有用心的人的夸大其词，他们反对伟大的时代，仅仅是他们的狭隘私利受了侵犯，于是竭力捏造中伤。——也因为这个原因，自古以来功绩巨大的人物，必然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甚至很长一段时期不为人们理解。但不管经过多长时期，最终历史总是要给他们以公正评介，而造谣者最终得丑态百出。

帝浞遇到的正是如此，他体恤百姓，不等于伟大工程不须百姓付出代价，也不等于下属也个个体恤百姓，何况还存在孽、习、黑三族，他们必作两方面捣乱。我们不必因此否定帝浞的功绩与工程之伟大，或竟至于说成罪行。

大禹治水也非一帆风顺，一度有人堆起石头准备打大禹。现在帝浞的工程也一样。反对声越来越烈。

体力消耗已经大大增加。遇歉年，分配的食物还得减少。许多人喊体力吃不消，希望能够增加食物供应。这当然办不到，而帝浞的计划却必须完成。下级也往往只注意完成他的规划，把下民的困难对他瞒着。孽、习、黑三族更是无恶不作。竟然给他造成一个印象：“群众过分追求享受而不愿意好好劳动”——自然，群众的要求也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正义：对群众误解的开始，把群众看作自私自利者。]

至于他自己消费，随从人员自然不会、也不该亏他，毕竟他干着重要的牵涉全局的工作。亏了他，对大多数人也没有好处。就这样他和群众消费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正义：生活上特殊化的扩大。]

对帝浞的议论越来越多。也像大禹一样，有人对他采取了敌视态度。这些人并不都是恶意的，有人也有一定理由。但恶意议论首推孽、习，他们居心不良，极力夸大其词，造谣惑众。抱着幸灾乐祸态度，巴不得帝浞的工程失败。被他们染黑的官吏也有不少人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其实祸害人民的坏事正是他们干的。

帝浞毕竟是帝浞，他发现了孽、习、黑三族的破坏，“除恶务尽，毋留后患”清除了一些坏人，也误伤了一些好人。

群众中议论也越来越多。有人就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帝浞来比，认为不公正。许多人指责他不再参加劳动，连路也不走，要别人抬着、推着，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架子太大。有人说现在的帝浞越来越像大禹后期了，有人预言新的启篡将不可避免地来临。[正义：和群众矛盾的扩大。]

对这些议论帝浞理解一些，也不能全部理解。面对着人们的劳动热情下降，最后，帝浞听从有人建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变分配方式，以后根据各人劳动贡献来分配。这决定倒也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他们认为自己干活并不赖，决不会亏了自己。[正义：分配开始和劳动挂钩，群众中生活差距的开始，当时还可严格遵守，但为今后进一步扩大差距并且不再真正地按照劳动分配分配，提供了起点。]

如何计算贡献呢？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帝浞贡献最大，该得最大一份，有司和各级官吏依次减小，一般群众的贡献被认为最小。[正义：由于夸大了脑力劳动者的贡献，也就使得分配上的差距脱离真正的劳动贡献的大小提供了根据。——这在再以后的发展中将完全不按贡献大小，不劳动者可享丰，剥削将从此开始。不过这已经是进入阶级社会的事了，与寒浞无关。大禹也如此。]

帝浞也知道自己生活水平超过了一般群众，他认为是必要的只要不太过分。同时又觉得自己不该像某些群众和旧夏贵族那样追求享受。他给自己，也给各级官吏和有司的生活水平作了规定：可以比一般群众高，然“只限于为做好我们工作所必需，不得超出这个界限”。自己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不必锦衣玉食；出门要有车有轿，不必豪华；居住要有安全感，不讲奢丽。他告诫大家：“天降下我们为万民，不能斤斤计较，按照贡献来分配，我们自然可以比民众多得多，但不能以此为标准。”[正义：寒浞不是剥削者，不是奴隶主的国王。]

他说到做到，一直到驾崩都很简朴。但下属并不人人如此，有人就认为自己贡献大，不管怎样享受都不为过。混进来和拉出去的孽、习、黑三族，乘机大大奢华起来。贫富差别出现了、扩大了。许多官吏原本尚能一心一意为万民效力，自此以后也争名夺利于朝。人人平等也就成了人和人不平等。

有人干得好，帝浞给他较多的报酬。——昔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现在刑罚与赏赐均用了起来。[正义：赏赐的开始。]

有一人自称伯承子高第二，多有规谏，帝浞认为迂阔，未纳。辞官而耕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其位，至公也。以至无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从，舜亦犹然。大禹赏罚而官民欲盛且多私，尔虞我诈起，德至此衰，刑自此繁。终致禹崩启篡，太康失德，伪相猖獗，祸害天下数十年。今重蹈覆辙，是又一禹崩启篡将来也。不知今后乱好许年？”

帝浞不怪，由之，曰：“刑不可废，赏不可止，然宜谨之慎之。”偶身执耒臿出，挖土担土，与民同耕。[正义：由于吸取大禹的教训，谨慎采用刑赏，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体力劳动。——认识超过大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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