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运转折

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某一天，革委会组织游泳活动来纪念伟大领袖畅游长江两周年。因跳水时没有选好地段，我从离水面约两米高的岸上，一头冲向了水深不到一米的河底。撞到河底的瞬间我感到身子猛一震动，感觉身首好象分离了，我下意识地摒住呼吸。人们在几分钟后把我救到岸上，三小时后把我送到了油田职工医院，经X片检查，诊断为颈椎3、4、5节压缩性骨折、错位。当时我的脖子以下全无知觉，心跳缓慢，血**降，体温升高，不能排尿，呼吸非常困难，说话需要拼尽全力才能让人听见。

油田医院的外科张主任是国内著名的骨科专家、教授，因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正接受着“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不敢立即给我错位的颈椎强力复位，担心万一造成死亡会引火烧身，他采取了保守的“牵引复位法”，可医院没有牵引器，他就手工制作了一个，用布带做套拉住我的脑袋牵引。当时正值炎夏，室内温度高达摄氏40度。那时可不象现在有空调降温，那时病房里连电风扇也没有，因此不过三、四天，我的脑袋两侧及脑后的头皮就因拉扯捂破而生疮，下巴被捂压的溃烂露骨。

对这种类似于上酷刑的残忍治疗方式，从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拒绝，但医生们丝毫不理会我的感受和意愿，仍继续他们的治疗方式。我感到无比的耻辱、痛苦、愤怒、无奈和绝望，我希望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所以就拒绝喝水、服药、吃饭，并拼尽全力转动脑袋，盼望能磨断脊髓而死去。

四天后，我的父亲接到通知才匆忙赶到，我终于盼来了亲人，盼来了能救我于水火的救星。我对父亲说，医生采取的牵引术所造成的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要求父亲立即叫他们停止这种残忍的治疗方式。父亲答应了我的要求，为我揭开了牵引套，发现我的头皮红肿溃烂，下巴已**了骨头。父亲强忍悲愤，立即去找医院领导和张主任，对如此折磨人的残忍疗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在父亲的质问下，张主任表示在这里只能用布带做的套来给错位的颈椎复位，没有其他治法，而且即使复位了，将来能站起来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他能做的只是想让我恢复自主呼吸和大小便的功能，其他的则只能听天由命了。父亲对油田医院感到绝望，他想到了转院治疗，并把实情告诉了我，在征询了我的意见后，坚决要求把我转往青岛医院治疗。

由于油田医院所采取的治疗措施不当，造成我拒绝喝水、吃饭、不配合治疗，转院时我已经极度虚弱，为了避免我死在路上，油田医院派了医生和护士护送我转院。当时从油田医院到火车站约有一百公里质量低劣的公路，当救护车赶到火车站时，我已被颠簸的奄奄一息，心跳36/分钟，血压量不出，医生在给我打了一针后就匆忙用担架把我抬上了列车。

大概因为列车在潍坊站停车时间较长，车厢里非常闷热，令我喘不动气，我就想离开担架。我感到了自己能轻松地离开担架，觉得还能自由地腾空升降，可以把脊背贴到车厢的顶上朝下观望；我看到了一个担架放在前后座椅的靠背上，看到我脑袋上多处包裹着纱布，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看到父亲和一个护士坐在担架旁边，担架前后座位上坐着护送我的人和医生。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死了，现在是我的灵魂在飘浮、在观望。我摸了摸身体各处，感觉正常，只是觉得自己光着身子，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并担心人们会发现我。我感到贴在车厢顶上更闷热，就想出去透透气，我就从窗口飞了出去，飞到了列车上空以后，感觉非常凉爽、舒服。我一边飞着一边欣赏着铁路两旁的景色，看着列车逐渐地离我远去，这才想起了老父亲，我还没有向他告别，不能就这么离他而去，我开始努力地追赶列车，在列车到达蓝村站时，终于赶上了列车。我从窗口飞进飞出找了好几个车厢，才找到了我所在的车厢，我看到医生正在担架旁边忙碌着，一些旅客对着父亲和医生大声吵嚷，责骂他们把一个死人弄到车上影响大家坐车，乘务员也帮腔作势地非要立即把我们赶下车不可，父亲一边请求人们原谅，一边解释说我还活着，并大声喊我醒醒。我觉得这些旅客太不讲人道了，感到非常气愤，同时也感到刚才为追赶列车飞的很累，需要躺下休息一下。我刚刚躺到担架上，突然感到下巴一阵疼痛，我睁开了眼睛，发现是医生的听诊器碰到了我的下巴。旅客们安静下来了，我又闭上了双眼。列车终于到达了青岛站，旅客们下车的忙乱和喧哗又使我躺不住了，我又飘浮到车顶上朝下观看，看到旅客们都走光了，看到人们把担架抬下了车。我在担架的上空飞来飞去地观看，看到护送我的医生去打电话，看到市立医院的救护车来了，但救护车上的医生下车看了以后却不让人们抬担架上车，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能治了，让拉回家算了。在我父亲和油田医生的再三恳求下，最终看到人们把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市立医院的外科病房。

上述现象可理解为梦呓，但所有的梦境都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忘和模糊，而惟有这个“梦”，却始终让我保持着刻骨铭心的清晰记忆。后来我曾对父亲描述起这个梦境，父亲感到非常惊讶，说我讲的基本都是事实，并肯定地说我在转院的路途上一直处于深度的昏迷状态，只是在到了蓝村站时才睁开过一次眼。

我相信科学，始终对宗教迷信持批判态度，但对于这个梦境，也不免存在疑惑。

被送进市立医院的第二天早晨，医生们在给我做穿刺检查时，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醒了过来，看到四周都是医生，正在给我会诊。然后，医生给我剃光了脑袋，并在脑壳上钻了两个洞，安装上牵引器，还是要采用保守的“牵引术”来为我的颈椎复位，因为新拍的X片显示，颈椎三、四节仍是错位的。这种牵引法，虽然也不好受，但还是可以忍受的。

市立医院的医生们对我父亲坦言，说我没有在颈椎骨折后及时复位，又过了最佳的治疗期，将来恢复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将永远瘫痪在床，让我父亲做好思想准备，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先保住我的命，争取让错开的颈椎复位，希望我能配合治疗，正常进食，赶快恢复体质。

父亲又把实情告诉了我，劝我配合治疗看看，说他会去找民间骨科中医寻求办法的。我开始进食，几天后就感觉不很虚弱了，呼吸也有所改善，死神已离我远去。这时，我已暗下决心，先看看治疗情况，如果不能恢复，等出院回家后，就绝食结束生命，决不长期拖累父亲和家人。

在我12岁那年的深秋，我的左小臂骨折，当时到医院接骨的话，西医需要用石膏固定，甚至还要手术，最快也需半年才能痊愈。父亲就领我去找民间接骨的王老先生，老先生检查后，先在我的骨折处抹上药，再让我服下接骨散，然后再对上断骨，然后用夹板固定好，给了我半个月用量的接骨散，嘱咐我每日服一次。接骨费和药费总共收了7元人民币。一星期后，我的左手就可以拿点东西了，肿胀基本消除，因夹板松了，就去掉了夹板，只用一块竹板固定，大约过了十几天后小臂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八月二日，父亲去找王老先生，可惜老先生已经仙逝，他的家人建议我父亲去找中医医院的骨科马大夫。马大夫看了我的X片后表示，必须先正骨，使脊髓解除压迫，如果不尽快正骨，肯定永远瘫痪，可我在市立医院，他不能去给我正骨，这是规矩，他让我们自己决定是否出院让他治疗。

正在一家人左右为难之际，外科主任给我推荐了本医院的一位盲人按摩医师。按摩医师来到后摸了摸我的脖子，说我的颈椎还错开不少呢，需要立即正位，但有一定风险，他会很小心按拿，万一发生危险，希望不要怪他，否则他不能做，也没必要进行按摩。我对他说，我现在生不如死，您如果有办法，请赶快下手吧，即使发生危险，我也会感激您的。我的父兄也当即表示，无论后果如何，决不怨他半句，并立字为据。

按摩医师帮我向左侧身躺好，让我哥稳住我的**，然后他站在我的身后，用左手托住我脖子的左边，右手轻探我脖子的右边，让我放松、放松、再放松，突然他左手往上使劲，右手趁势往下用力一按，我就感到、也听到颈椎咯噔一声响，同时全身感到震颤，双臂屈收，手指有酥麻感觉。因为用力大，我的脑袋猛一翘，牵引器的一个卡子从我脑壳上脱出，父亲立即把牵引器的重量全部拿掉，请来医生摘去另一个卡子。按摩医师告诉我，他已基本上把我的颈椎拿正了，不需要再牵引了，以后隔天来按摩一次。并教我怎样运气疏通督脉，要我采取腹式呼吸法，先气沉丹田，然后运（想）气至会阴，再至长强，从长强再到大椎，从大椎到风府来回几次，再至百会、神庭，至人中，然后吸气、运气经膻中沉丹田。每日做三次以上，其他时间则要不断地用意念强行活动肢体和手指，即使肢体和手指毫无反应也要坚持下去。

第二天，父亲又联系上了针灸大夫，就这样，我双日按摩，单日针灸，每日还要服下外科医生给开的B1B12VC和抗炎药等药物。

为了增加我康复的希望，父亲在征求了我的意见后，按家传秘方配了中药，又不辞辛苦地煎熬出来，每日让我服一次药汤，连服了半个月。

四十年前，可不象现在有这么多种治疗脊髓损伤的西药，比如神经节苷酯、细胞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营养素……当时都没有，更不用说细胞移植的治疗方法了。那时，我只能寄希望于中医中药。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的两臂开始能曲伸，逐渐手指能动了，脚趾也能动了，这使我看到了希望，锻炼的信心大增，我时刻坚持锻炼，直到把牙根咬疼、彻底疲乏为止。到8月底时，我的左半身基本恢复了功能，右半身恢复了大部分功能，我能坐起，能被搀扶着下地走动了。

考虑到住院不利于家人的照顾，又耽误家人的工作，经济上也不堪重负，只好于9月16日出院回家。回家后在附近的诊所还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针灸、按摩，并坚持每天炼太极拳，但除了体力和灵活度得到一些改善外，右半身的功能却没能完全恢复，这使我走起路来与半身不遂的病人差不多，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成了残疾人了，而残疾将可能伴随我走向未来！

我感到了强烈的自卑，不愿见到同学和朋友，不希望任何人前来探视。然而，我伤残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扬开来，不断地有同学、朋友前来探视，我只好写了一个告示贴在门口，以家人的口吻，谢绝探视，这一招还挺灵，很少有人再来敲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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