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中等个子十分壮实的军官叫LY，是个连副，我们公社的接兵工作由他负责。到了新兵连，他是我们连长。新训结束我分到二营六连，听说他升为十四连连长，还听说他是我们团长的侄子。我曾经请假找到十四连，看他能不能把我调到他的手下。他请我在街上吃了顿饭，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劝我安心工作，好好干，你这兵当得不容易，老母亲为你当兵费了那么大的劲，可不能让她失望啊。

按说，我当兵不应当费那么大劲的。

我村去了四个人验兵，最后体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人。全公社二十个大队，三十三个兵员指标，不管咋着说我村也该走一个。支书对我不错，公社秘书和武装部长我妈都托了人情，接兵的对我印象又不错，这么多优势，我穿军装还会有啥障碍呢。

但是，体检合格名单公布以后，我妈一去公社，总是从LY秘书和YC部长那儿听到对我不利的消息。

公社LY秘书是我妈领烈属补助款回数多了，慢慢才熟悉的。我大哥是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在解放军里干到营教导员，后随大部队南下，水土不服病故在南方，我爸专门跑了趟南方，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硬是坐火车把大哥的尸骨背回来葬在老家。我家大门上从此就挂了一块“光荣烈属”的门牌，直到全村被淹没在小浪底水库里。

LY秘书是外地人，在我村下乡时，常在我家吃派饭，我妈爱干净，院里门外天天扫得溜光，家常饭又做得好。妈去领烈属补助款时，手也从来没空过。农村妇女也拿不起啥贵重礼品，不是用洋布手帕包几个鸡蛋，就是拎半斤炒花生。LY秘书很有情义，头年参加我村定去“三线”人员的会议时，专门提出我家劳力多，从没出去过人，应当占个名额。

武装部YC部长家住在一中桥南坡上，我家住在一中桥北沟里，虽说不是一个大队，却早就认识，七拐八弯地还能攀上点亲戚关系。我妈辈分大，YC部长跟她叫婶。七零年我验上兵没走了，妈心里憋了一口气，往YC部长家里跑得很勤，去时空手，回来总**鞋样，熬上一段夜，再去时就拿着替他家纳好的鞋底。

人心换人心，LY秘书和YC部长确实为我当兵的事操了心，一有关于我的消息，我妈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先是LY秘书给我妈说，有人向接兵的反映你娃在“三线”贪污了一百元钱。

说我贪污，真的太冤枉人了，大小算是个冤案。但事情不大，咱又是草民一个，没人给我平过反。即使有人给我平反如今也早无机会。转业到地委机关之初，我曾经冒出过见见WH连长和JY指导员的念头，并且都打听清楚了他们在县上哪个部门工作，后来细想见了面没啥可说就一直没有成行。现在他们是否健在已经不清楚了。

记得转业前两年，外公社老乡的妻子到部队探亲，我去玩，一进门假装是他们邻村人胡说一通。老乡妻子说，你别哄我了，我在“三线”干过，还会不认识你？后来，我侧面从老乡嘴里得知，他妻子那伙在“三线”民工一连干过的女娃们，对我印象很深呢！

用现在的话说，这种印象自然是负面的。当时事情已过去了八、九年，仍然保留在她们的记忆中。

到底是咋回事呢？先说说“三线”这个词。

“三线”是老百姓的口语，全称叫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我去的这个“三线”工地是为筹建541总厂修铁路路基的，听说是个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那年头，去“三线”干活对农民很有诱惑力，一个月吃喝在外，还可以落几十元现金，怎么着也比在村里出一天工挣两毛钱强。所以，年轻娃娃们都想出去。不过，那时候计划经济，啥都靠分配，不象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在农村里待了，掂起腿就能走。

我去“三线”是第二拨了，公社分给我村两个名额。正巧公社LY秘书在我村下乡，他提出照顾我家一个，村里就让我妈安排一个娃去，另一个是二队的女娃YS，长得小巧玲珑。妈上部队看我时张罗说她当儿媳妇，还让我给她买了件的确良衬衣。我嫌她文盲，没答应。这是后话。

前面说过，我大哥是烈士，不是我妈所生。二哥一中毕业后，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三哥毕业于农业初中，一年后我从一中领了毕业证，跟着三哥在队上干活。三哥大我三岁，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妈开始的意思是想让三哥去，出外闯闯多认识几个人为娶妻成家打打基础。因为我也想去，也有亲友说我机灵点出去闯闯更好一些，结果妈还是让我去了“三线”，被编在一连。

大概是公社LY秘书打了招呼的缘故，一连WH连长带着我，还有几个炊事员，提前两天去打前站，号房子，头一顿饭没菜也没家具，就借房东的锅白水煮面条，洒点盐调着酱油吃。大部队上来后，我就留在了炊事班，连里给配了事务长兼会计，采购的事务由我捎带着干。

没几天，我村头一拨去“三线”的DZ从十多里外的工地过来看我。我在灶房招待他饱餐一顿，送他到路边，他瞅瞅四下没人，低声对我说，给你说个事，可别给别人说啊。我问啥事？他说，副统帅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一下接受不了，让他不要胡说。DZ说，真的，三线上北京知青多，传好一阵了，就是没人敢公开说，你可不敢给别人说啊！

DZ说完了如释重负，告完别走了。看来他不把这个秘密传递给别人，心里难受。现在他轻松了，可我去哪卸这个包袱呢？我和村里一起来的女娃YS没共同语言，会计和炊事员们和我不是一个公社的，除了和面揉馒头干了稀了****有个交流，平时没几句话，再说十来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也不是说悄悄话的地方。

炊事班驻扎在一个大库房里，一头是个套间，靠窗摆了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幅领袖和副统帅的合影画，窗外是灶房。会计和其他炊事员们在套间地上打了个通铺。外面放面案厨具。另一头墙角的石灰堆里摞着几根木头。我在木头上搁了块床板睡单铺，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发现被头蹬在了石灰里，叠被子把灰抖哪儿都是。有些炊事员为此挤眉弄眼，我年轻心盛，看到了也不往心里去。

DZ走后第二天上午，会计交给我一张一千元的现金支票，让我去镇上银行提现捎着买点鸡蛋。姓L的炊事员担着箩头和我相跟提出钱来，农村娃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觉得放哪都不保险，就用洋布手帕包好了系在右手腕上。买鸡蛋时取出一张十元的，找回的几元钱嫌麻烦没再解绑得很死的手帕，随手放进裤兜的语录本封皮里。然后我俩去养猪场问了问批发行情，回家就向会计交账，结果差了几块钱对不上。我忘了买鸡蛋找零那个茬，以为会计趁我不注意把这几块钱掖到哪了，就拉他的抽屉查看，还把墙上的那幅画揭起了一个角，用力过大，把副统帅像撕裂了一个缝。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我把裤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扔在桌上，语录本封皮摔张开来**里面的钱，我只顾质问会计都没注意。我说，屋里就咱俩人，我没拿，那肯定是你拿了。到底你把钱藏哪了？你说不说！

会计见我很凶，竟哭了起来。我心一软，不敢再逼问他，想收起语录本封皮去找WH连长，这才想起了对不上的几块钱放在语录本封皮里。赶紧把钱给了会计入账，又一个劲地向他道歉、解释、好容易哄得他不哭了，我才敢走出套间。

当时我的心情，真正是糟糕透顶。憋了一肚子无名火没地方发泄。正在这个时候，炊事班走进来两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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